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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户人家。
1957年中国发起了“反右倾”运动，大量苏联归国华侨被诬为“右派”并遭受不公正待遇。
1960年2月，苏联边防军占领了中苏交界的额尔古纳河上属于内蒙管辖的克鲁赤纳岛，4月苏联边防人员又在维省博孜艾格尔山口驱赶中国牧民，并绑架中方人员。中方保持克制并试图修复与苏联关系无果，双方互信度进一步下降。
苏联的哈萨克广播电台用哈萨克语和维族语播送对苏联的赞美和对中国的诋毁，对维省境内人民进行渗透。
在维省的苏联协会通常向当地居民越权发放非法“侨民证”或“护照”。祖农.太也夫（维族）和马尔果夫.尹斯哈科夫（俄罗斯族）两位少将，在事件发生前也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他们煽动当地居民前往苏联协会领取非法“苏侨证”，并意图以此作为根据前往苏联。
1962年4月22日凌晨，数十名拎着行李。拖儿带女的边民，来到霍尔果斯口岸，要求乘坐国际公共汽车前往苏联。
但因当天无车运营而与边防战士发生口角，其后数千名手持苏侨证的边民来到口岸并发生了冲突。此时苏联方向开来大量汽车接走边民，苏联的这一行为持续了三天三夜。
中方声称坚持了“不开枪，不动武，不与群众发生冲突”的原则，没有造成流血死人的事情。
马尔果夫少将在苏联接待了非法越境的中国公民。直至5月31日，苏联当局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才封闭了尹利、城塔部分地区的边境。
在维省各边境地区中。城塔地区的逃离者最多。共外逃4万多人。并带走牲畜30多万头，使得40多万亩农田未能播种。
许多公社、农场及其下辖的基层组织一时陷于解体。尹利州下直属县、市也有1.6万多人越境，仅贺城县就达1.4万余人，使贺城县经济损失达978.9万元。
大批农牧民离开边境地区后。维省生产建设兵团开始进驻，称为“三代”（代耕、代牧、代管）。
后来，在发现通过外交努力遣返外逃人员无望的情况下，新成立了边境团场并划定了边境带，“三代”人员就留在当地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和守卫边疆。为稳定维省局势，防止苏联的渗透、破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件发生后，苏联利用逃苏华侨向维省继续邮寄包裹，宣传其发达的物质文明。然而实际上，前往苏联的中国公民生活得并不惬意。某些人甚至被强制放牧。
农十师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骑七师19团，1953年进驻欧洛泰后整编为独立28团，1959年1月组建成立农十师。
1962年“尹塔事件”发生后，农十师立即抽调民兵值班部队，昼夜兼程赶往恰巴河、吉姆奈和庆禾三县的边境地区。执行“三代”任务，劝阻边民外逃，维护社会稳定，形成了西北边陲以“屯垦戍边”为己任的边境农场带。
不能不说，农十师是时代的产物。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
农十师广大军垦战士始终坚持劳武结合、屯垦戍边的基本方针，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坚守在边境第一线，全面做好稳边兴边、政法和民兵武装工作，为边境安宁和维省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我国与原苏联的边境争议地区中，唯一由我方实际控制的55平方公里国土及198平方公里争议区，一直由185团和186团屯垦固守。现在已经由高红权下辖的部队接受防务。
高红权是谁？巫山的战友这一重身份肯定不够看，但伟人以前的警卫员呢？所以当初防区移交，农十师方面，也没有遇到多大阻碍。
农十师，在剿匪的枪声中诞生，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创业，在“伊塔事件”中扩编，在十年动乱中苦渡，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就显得不伦不类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有些异想天开。妄图用那些整日摸着锄头的手拿枪保家卫国，和全国各地的民兵组织又有多少区别？
至少在建设兵团成立之后，这些团场的民兵，从来没有拿起枪和苏联人进行战斗过。
随着时代的发展，建设兵团成为阻挠维省发展的一块拦路石。
中国的大移民政策，让很多少数民族迁离故土。
原则上，以农业人口为主。要不然，中国内陆哪有那么多可以放牧的地方？
而在牧区里，迁移了大批的汉人混杂。
在原本的时空里，1984年，伟人宣布中国裁军至少一百万。
一方面，战争的手段更多的时候，是高尖端的武器为主，人海战术不再适宜。
另一方面，中国经历了太多的战争，需要沉下来发展经济。
正规军队都需要裁军，民兵性质的建设兵团，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建设兵团的固步自封，让维省这边政令只能到达下面的公社大队，农垦局下属的建设兵团各地，依然故我。很简单的一个事实，在一八四团，还过着吃大锅饭的日子。
这种局面，作为和风的一把手，巫山一定要把一八四团拿到手中。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一八四到了地方，比以前更好，相信那些团场也会有所动摇。今后有一天，他来主政欧洛泰，就可以逐步蚕食农十师的地盘。
夜幕降临，巫山悄然来到百屯，住进了唯一的一家师部招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