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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享受着金钱进账的快感。
此时的大唐确实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都城长安已有盛唐时的繁华。
仅以长安此时的米价为例就能窥探一二。现在长安的米价也就四十文左右一斗。唐朝的一石约等于后世的59公斤，10斗为一石，一斗则是是5.9公斤，也就是11.8斤，约等于12斤。
这远比“安史之乱”时的米价：斗米7000文，便宜了175倍，比代宗时期的米价：斗米千钱，也便宜了25倍。
在不了解大唐物价的人大多会以为，唐朝斗米也就十三钱。十三钱的说法被很多人熟知。不过那是盛唐时期，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的物价，根本没法和现在相比。
“安史之乱”导致物价飞涨，钱币大跌。民间私铸钱币之风盛行，直接导致了通货膨胀。唐肃宗李亨继位后，一方面全力抗击安史叛乱，一方面着手稳定天下。
首先要做的就是稳定物价，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铸造了乾元重宝当十钱，乾元二年（公元760年）又铸造了重轮乾元重宝当五十钱，这种钱虽然一时解决了物价飞赠，但很快由于贬值而淘汰了。
飞涨的物价逐渐下跌，到了现在已经很平稳，但相对盛唐时期还是增加了三倍多。
但此时的收入水平却比盛唐时期高了三倍不止。以一品官员的俸禄来看，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4年）的盛唐，一品官员的月俸料钱有31贯，而此时一品官员的俸禄以经高到了200贯，足足高了6倍多。
与初唐贞观初年斗米4钱，一品官员月俸料钱9.8贯相比，此时的物价也是很低的。虽然俸料钱与官员总俸禄的占比在唐朝是逐渐增加，但此时官员俸料钱占比六成左右，比之以前的四五成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现在物价其实是下跌的，货物越来越轻，这就导致了出产粮食的农民挣不到钱。中晚唐钱重物轻的现象非常严重，一直贯穿始终。
前世的李宁看过不少此类的文章，有的说是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的，有的说是“两税法”导致的，意见各部相同。
其实这是两者共同导致的，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规律和“两税法”的方便进步都导致了铜钱流通作用变强，钱越来越值钱。
终唐一朝的货币政策都是钱帛并行的，但铜钱的货币价值在商品经济发展和“两税法”的推动下其货币作用越来越高，远超过丝帛。
因此很多贵族、世家都大量囤积铜钱，以求谋利。而没有铜钱的农民为缴税不得不低价出售货物。这进而大大催生出了两者之间阶级：富商、富农。
大批的富商富农掌握着农民获取铜钱的渠道，小地主阶级越来越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从表面上看，富商、富农和世家贵族，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赋税，让天下看似已经逐渐繁荣了。但最底层的农民却越来越苦，不得不变卖家产田地。
外在的繁华最容易蒙蔽人的双眼，身为皇帝的李适就深陷其中。没有了正直且有才能的大臣如李泌、陆贽等人的辅佐，他变得越来越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