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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人满意”，晋人累也会将他们累死在征途上。
在另一面，子产的预言很快就应验了。郑人侵蔡事件的确惹了大祸。最为愤怒的的当属令尹子囊，他立志要恢复昔日的霸业，但是刚把陈国拉过来，郑国人就出来砸场子了。楚共王命尹子囊伐郑。子囊决定一锤定乾坤，如果不能使郑人屈服，就把郑国从春秋版图上抹掉。子囊从夏天就开始为伐郑做准备，他召集军队，制造攻城器械，然后开始各种战术训练；又向周边国家和部落征集辅助军队、杂役、辎重、驮兽。
入冬之后，楚军已经完全做好出征准备，于是信心满满地北上伐郑。联军北出方城山，渡过汝水和颖水，首先包围了许国故都（许国此时已经投靠晋国）并在短时间内攻占了目标。敌人带着被俘的高级贵族继续北上。
子囊要求联军“充分展现对郑国的愤怒，但是不可杀害无辜，违者一律法办”，结果这支联军就成了全天下规模最大的匪徒之师。大军略过之地，城镇被毁、房屋倒塌、土地一片狼藉，郑人携家带口四散奔逃。
楚军继续北上，将新郑箍得如同铁桶一般。
此时郑国大夫们对是战是和却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公子嘉（子驷的兄弟子孔）、公孙虿（公子偃的儿子子??）、公孙舍之（公子喜的儿子子展）主张向晋国派出使者求援；公子騑、公子发、公孙辄（公子去疾的儿子子耳）则希望与楚国议和。其他大夫们则站在他们的上级那边，与对面同级别的大夫们争吵。
双方都充分地阐述了自己的理由，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子驷说：“《周诗》说：‘俟河之清，人生几何？兆云询多，职竟作罗。’参与谋划的氏族越多，人民对结果越不满，而且越不成事。国家正处于危机关头，我们姑且顺从楚国以化解灾难。晋师一旦前来，再跟从晋国。我们恭敬地奉献币帛以侍奉来者，这是小国的保全之道。敌寇不能加害，人们不会疲敝，不也是很好吗？”
公孙舍之说：“小国之所以能得到安全，是因为用信义来侍奉大国。小国失去信用，兵乱朝夕前来，国家亡无时日。郑与晋已经举行五次盟会了，一朝背弃盟约，虽然楚国可以救我，又有什么意义?
“楚国即便善待我国，我国也得不到好结果，更何况楚国只是将我国当成边邑呢？所以不能从楚。不如等待晋军：晋国刚刚出了明君，四军没有矛盾，八卿关系和睦，肯定不会放弃郑国。楚国劳师袭远，粮食即将耗尽，必然不能久留。我听说：‘杖莫若信。’加强守备以使楚师疲敝，恃杖信用以等待晋军，不是也可以吗？”
但是子驷早已被中行偃的恐吓吓住了，他觉得与其受到来自盟友的威胁，不如干脆断绝盟友关系。他接着说：“《诗》说：‘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决策错误，你们有资格承担责任吗？所以请从楚，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承担。”
决定就这样做出来了，子驷把使者派到楚军营中，请求与楚人进行和谈。两国人随后签订一份盟约并举行了歃血仪式，楚军释放了俘虏的郑国人，又把抢劫来的财物还给受害者，然后就掉头回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