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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礽离开康亲王府的当晚，杰书就去世了。皇帝赐谥号“良”，其子椿泰袭封和硕康亲王。
杰书留给胤礽的手札，涉及帝王之术、为臣之道、治国之略、八旗之改，甚至还就胤礽与皇帝之间的相处之法给出了建议。如果说前几项适用宽泛，那么最后这几页以及笔墨的痕迹来看，这是杰书近来专为胤礽的处境所写。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身为当事人，胤礽直接面对皇帝，越是近在咫尺，有时越是眼花缭乱，反而导致自己纠结重重，看不清方向。而杰书站在漩涡之外，本就是心思缜密、饱练世故的他，看到的情形，不算复杂，就看胤礽怎么去做。
胤礽想要实现的那些举措，以他现在的身份，他不能出面大张旗鼓地进行，需要皇帝的首肯。但若是他直接向皇帝请示，或是索额图一党呈递谏言，都会招致皇帝的猜测。这时候的皇帝，他需要太子的存在，但他不需要太子的光芒。
等到太子亲政，再轰轰烈烈地改革？太子等不起，时过境迁，错过最好的机会，于事无补。
如何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低调地开展自己的规划，杰书认为，可以合理善用议政王大臣会议。
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前身，只有贝勒以上的皇亲宗室能够参与，后来逐渐加入德高望重的大臣，其主要目的就是对军国重务、王公官员的奖惩、升降作出决策。早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威性很高，就连皇帝的行为都要受到制约与监督。
但随着大清入关后，沿袭、加强封建君主制度的过程中，皇帝开始试图摆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监督，想方设法独断专权，以自我的意志管理国家。
顺治皇帝引用了前明的内阁分去议政王大臣会议的管辖范围，康熙皇帝接着又成立南书房，把一些重大的政务交给自己的亲信臣子处理。
所以，如今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渐渐趋于形式化，不但起不到制约皇上的作用，就连忠言劝谏的效果都不再有。
推陈出新，不是要全盘否定祖宗创建的体制，而是摒弃糟粕，把精华运用到新生事物中去。皇权所具有的独断特点，取决于皇帝本人的素养与睿智。可即便如此，再英明的皇帝也不可能一生都不犯错。皇帝一个错误的决定，有可能就是血流成河，生灵涂炭。
议政王大臣会议曾经的权威性就在于身处其中的成员都是位高权重的王公与大臣，皇帝不得不忌惮。可现在皇帝指派的成员，要么是服从皇帝的软性子，要么是承袭先祖爵位、虚有其表的王公，没有几人主动去探析民情，真正表达利国利民的主张。
但是如果议政王大臣会议更换血液，里头议政的王公大臣大多是与胤礽志同道合的新生力量，那么胤礽的构想就很容易得到大家的认同。通过议政王大臣会议推举胤礽的构想，皇帝同意的可能性就会高很多，而且与胤礽没有直接冲突。
顺治十年规定，八旗各设宗学一所，未封宗室子弟年十岁以上者均入学学习清书（满文），选满洲生员充任教师。自此，这样的教学一直延续到当今。皇帝对待自己的儿子们，倒是严格教学，但其他宗室子弟接受的教学有限，至于最后学成如何，完全取决于家长的重视或是子弟自身的觉悟。
长此以往，这就造成了不少宗室子弟的学识与见识愈发匮乏，跟不上形势。授封袭爵的王公贝勒在办差时力不从心，无所事事的闲散宗室子弟，也懒散晃荡。毫无疑问，这不仅无益于朝廷，甚至还会带来祸患。
所以胤礽提倡改革宗学。首先，要扩大基本教育的教授课程，清书、汉书、骑射、武学都要包括。其次，通过基本教育考核的子弟可以与其他八旗子弟一并应试科考，进入仕途。另外，针对承袭爵位的王公子第们，开办进修学府。学识不足、能力欠缺的王公们通通回笼补学，通过考核后，方可出任职务。
规划文书写出后，出于谨慎，胤礽没有亲自署名呈递。既然有关宗室王公，最好是宗人府的官员上呈。宗人府新上任的左宗正康亲王椿泰进入胤礽的视线，椿泰读过胤礽的规划后，话不多说，顺和地回道：“殿下请放心，必当尽力办成。”
皇帝接到椿泰的奏折时，人还在盛京。看过内容后，大为赞赏。宗室王公子第的良莠不齐着实让皇帝头疼不已，这几年，能得到皇帝重用的王公真是越来越少。眼瞅着，同龄、能干的王公们病的病，离世的离世，下一辈的年轻人皇帝也大多看不上，可朝廷还要出钱养着。
这下可好，只要有心向上，宗室子弟们也能是英才。到底是杰书教养的儿子，皇帝对椿泰的印象立刻提升了一个高度。既然是椿泰提出的，干脆就交给椿泰去办。
然而，身旁的福全提出了不同的想法。具体的操作，只怕椿泰办不下来，毕竟还是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基本教育方面的筹办只怕都显得吃力，更何况王公们的进修学院，那个非要是学识渊博的王爷才能镇得住。
“基础教育方面，要不指派五贝勒或是八贝勒与康亲王一同筹办？”福全试探性地向皇上提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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