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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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用娘儿们的另一种说法……抓住时机，这回你们的精神与肉体可以一致了。”
保尔只觉得面颊发热，但他仍是克制住了心中的火气，轻轻地说：“德米特里，你怎么混到这步田地！真想不到你变得这么无耻下流。从前还不错，现在怎么就自甘堕落呢？”
杜巴瓦靠在墙上，因为光着脚站在水泥地上很凉，便把身子缩了起来。
这时他的房门突然开了，从里面探出一张没睡醒的女人的胖脸来：“亲爱的猫咪，快进来，站在那儿干什么……”
杜巴瓦没有听她说完，就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并且把身子抵在上面。
“真是个好的开头……你看你，弄来个什么人？这样下去能好吗？”保尔反感而又急切地说。
杜巴瓦一听更是不耐烦了，他喊道：“连我跟什么人睡觉也得听你们的指示吗？少来这一套！你从哪来的，还滚哪去吧！你尽管告诉大家：杜巴瓦现在既喝酒又嫖女人！”
保尔往前跨了一步，愤愤地说：“你把这个女人赶出去，我还想跟你再谈最后一次……”
杜巴瓦把脸一耷拉，转身进了屋。
“呸，坏蛋！”
保尔暗暗骂了一句，走下了楼梯。
两年一晃就过去了。
时光飞逝，流水无情。日日夜夜堆积成岁月。
生活在岁月之中不断地变化着、进步着。
一个伟大的国家的一亿六千万人民，头一次在世界上成了他们那土地的主人，并且正为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而夜以继日地劳动着；国家在日益强盛，工厂正欣欣向荣。
保尔觉得这两年像是一眨眼就过去了。
两年中，他每天都忙忙碌碌，从不悠闲地浪费时间，从不打着呵欠迎接清晨，从没有在晚上十点前就睡觉……他不仅自己勤奋工作，而且还总是催促别人。
两年中，他一有空就挑灯夜读，和同志们一起念完了《资本论》第三卷……拉兹瓦利欣到保尔工作的州里来了。他到的时候正好保尔出差了。
在保尔缺席的情况下，州团委会就把他派到一个区里去了。
一个月后。
保尔到拉兹瓦利欣所在的那个区里去视察。
结果发现：
拉兹瓦利欣经常酗酒，还拉拢坏分子对优秀分子进行排挤。
保尔在州委会上出人意料地提出处分拉兹瓦利欣的意见：“我主张开除，并且不许重新入团。”
在场的人都觉得太重了。
保尔坚持自己的意见：“应当把这流氓开除。我们已经给过他改过的机会了，但他纯粹是混进团里的。”
接着，保尔便把他在别列兹多夫的表现讲述了一遍。
拉兹瓦利欣叫喊：“我对柯察金坚决抗议。这是他想公报私仇。光是捏造嘛，拿出真凭实据来！那我也可以空口无凭地说他干走私的勾当——难道也该开除他吗？得有证据！”
“你等一下，我们有证据！”保尔威严地回答。
拉兹瓦利欣出去了。
半个小时后，保尔的提议通过了：“开除异己分子拉兹瓦利欣的团籍。”
入夏之后，保尔的朋友们一个个都到外地去度假了，身体不好的去了海边。
每到这季节，大家都想着去休假。保尔便想方设法帮他们弄到去疗养院的疗养证。因此大家都很高兴，尽管身体不好，神情倦怠、脸色苍白。
而所有的工作都落在保尔头上，他就像革命的老黄牛一样，任劳任怨，勤勤恳恳。
年年夏天都是这样。
保尔最不喜欢秋天和冬天：在这两个季节，他会增加许多肉体上的痛苦。
今天，他急切地盼着夏天早点到来。
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坏了，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尽管这个事实很叫他痛苦。
摆在他面前的有两种选择：
一是自己承认无法担负繁重的工作，换句话说，承认自己是个残废；二是继续工作，直到完全不能动弹的时候为止。
他认定的是后一种。
有一天，州党委常委会上，州卫生处的处长——一个老医师，同时也是秘密工作时的老党员——巴尔捷利克，坐在保尔身旁，关切地说：“柯察金，你气色可很不好啊。你该检查一下身体，是不是没去医务委员会检查过？我记不得了。不过，老弟，应该为你好好检查一下。周四下午你来一趟。”
保尔没去，因为他太忙。
巴尔捷利克跑来找保尔，硬是把他拉去检查身体。
结果写了诊断意见：
医务委员会建议保尔?柯察金立即休假，去克里木进行长期疗养，并进一步抓紧治疗，否则，难免会发生严重后果。
在这意见上面还有很长一串拉丁文的病名表。
保尔这才明白：他主要的病不在两条腿上，而是中枢神经系统受了严重损伤。
巴尔捷利克亲手把诊断意见送交到州党委，大家都主张立即停止保尔的工作。
但保尔本人却提议，等到团州委组织部长斯比特涅夫回来后再离开，他担心工作没人负责。
这一点巴尔捷利克虽然反对，但大家还是答应了保尔。
这样，再过三个星期，保尔就要去度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假期了，他的抽屉里放着一张去耶夫帕托利亚疗养院的疗养证。
保尔加倍紧张地忙碌着，为了在离开之前把工作都安排妥帖，他几乎废寝忘食。
可这时却出现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件事。
那是在下班之后了。
保尔走进党委宣传部办公室，坐在书架后面那扇敞开的窗户的窗台上，等待着宣传部开会。他走进去的时候，房间里并没有人。
保尔进去后不久，就有人进来了。
保尔在书架后看不见他们，但能听出那个人的声音——本州财经处长，一个英俊的高个子，带有军人派头的法伊洛。
保尔知道他是个有名的酒色之徒。
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女团员哭着向保尔告状，说法伊洛花言巧语答应和她结婚，但和她同居一个星期之后就将她抛弃了，甚至和她见面时，都不说一句话了。
当这件事被提到监察委员会时，法伊洛还是逃脱了，因为女团员拿不出证据。
可是保尔相信她说的是真的。
那些进入办公室的人也没有看到书架后的保尔。
其中有个人问：“喂，法伊洛，你的事怎么样了？最近又有什么新收获？”
发问的人是法伊洛的一个好友，格里鲍夫，跟他是一路货。
“你应当祝贺我！昨天我成功地将科罗塔耶娃弄到手了。你还说我不行！错啦！老弟，我要是看中哪个娘儿们，我就保准……”
接下来，法伊洛说出了一句脏话。
保尔马上感到神经颤抖了一阵——这是极端气愤的预兆。
科罗塔耶娃是州妇女部主任。保尔和她同时来的本州，因为是同事，两人成了好朋友。她长得很可爱，同时又乐于助人。同志们对她都很敬重。
她还没有结婚，无疑，法伊洛所说的，就是她。
“你没撒谎，法伊洛？我看她的样子不像那种人。”
格里鲍夫问着，好像这出乎他的意料。
“我才不撒谎呢！比科罗塔耶娃更难搞的娘儿们我都搞到过哩；只要你知道怎么去搞。对不同的人得有不同的方法，得因人而异。有的当晚就到手，那是些废料！有的你需要追一个月才到手。这得研究她们的心理……老弟，这是门完整的学科，而在这一学科，我是专家。哈——哈——哈……”
那些听者都津津有味地听着，并逗他说出详情和细节。
保尔站了起来，紧紧地攥着双拳——心已在狂跳了。
“自然，科罗塔耶娃那样的女人，弄到手不容易，我不肯放弃，特别是我和格里鲍夫用一箱葡萄酒做赌注，打了赌。
“我运用战术……我去她那儿一两次，她不理我……侧击失败了……我便开始迂回，迂回，哈哈……“我讲我的英勇经历，我一味地假装可怜，总之，是击其薄弱环节……我千辛万苦啊……天不负我，我终于得手了！真是好事多磨——没想到她还是个处女。哈哈！……真过瘾啊！”
法伊洛仍不知羞耻地讲着。
不知保尔是怎么一下子冲上来了。
“你这畜牲！”
保尔骂道。
“你骂谁畜牲？我还是你？你这偷听的畜牲！”
法伊洛不甘示弱。
显然，保尔还说了别的话，因此法伊洛抓住了他的胸口反唇相讥：“你以为我是好欺负的？”
接着就打了保尔一拳。
其实他是喝醉了。
保尔抄起一只橡木方凳，只用了一下就把法伊洛打倒在地。
保尔的手枪不在身边，法伊洛捡了一条命。
因为他打伤了人，所以就在预定动身去克里木的那天，保尔不得不在党的法庭上出席。
整个党组织各部门都集合到了市立剧院里。宣传部办公室发生的事儿惊动了所有的人。
审问变成了一场关于道德问题的激烈辩论。
法伊洛在法庭上的一举一动都是挑战式的。
他无耻地说，这个案子应该交由人民法院审理，柯察金把他的脑袋打破了，应该判处强劳。
“什么？妇女对我的攻击，理由显而易见，就是因为我没有理睬她们。这不值得小题大作。要是在一九一八年，我早就用我自己的方法同柯察金这疯子算账了……”
说完他就离开了法庭。
后来保尔强忍着怒气叙述了经过，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也提出了生活准则问题。
绝大多数党员赞同开除法伊洛的党籍。因为做伪证，格里鲍夫受到了警告、严肃批评的处分。其他参加谈话的人也都承认了错误，受到了批评。
保尔被宣布无罪。
几天后，保尔乘火车去了哈尔科夫。
因保尔的坚决申请，州党委同意了他到乌克兰团中央听候分配的建议。
得到了一封公正的鉴定书后，他就动身了。
奥吉莫正好是乌克兰共青团委会的书记之一。
保尔过去看他，把事实经过对他讲了。
奥吉莫读着保尔的鉴定书，看到在“对党最忠诚”之后，是：
具备党员的涵养，只是在非常少的场合表现暴躁，无法自持，这是由他的神经系统受过严重的损伤造成的。
“呵，亲爱的保尔。”奥吉莫和蔼地说，“他们到底还是将那件事记在这个非常好的鉴定书上了。可你甭担心，就是再健康的人，有时也难免干出这样的事。你到南方去把身体养好吧。等回来，咱们再决定派你去哪工作。”
于是，他紧紧握住了保尔的手。
这里是中央委员会的“公社社员”疗养院。
它的花园里有玫瑰花坛、喷泉和爬满葡萄藤的高楼。
疗养的人们都穿着白色的服装和浴衣。
一名年轻的女医生记下了保尔的姓名之后，他便进入了一所楼房拐角处的一个宽敞房间。
房间里特别干净，一点声响也没有，床上整整齐齐地铺着洁白的床单。
保尔洗了一个澡，换了衣服，然后就急匆匆地去了海边。
哦！大海，一望无际的碧蓝，一望无际的梦幻。
极目远眺，心旷神怡，大自然的美丽是人类的幸福。另一面是起伏绵延的山峦，轻纱般的晨雾游荡其间。
保尔尽情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双眼凝视着令人心醉的浩浩碧海。哦，神奇而又美妙的大海呀！
低下头来才发觉那懒洋洋的波浪正朝脚边爬过来，以一种女性的柔媚舐着大片的金色沙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