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宋元明清理学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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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从不去公庭，即使官吏慕名造访，他也拒而不见。后来虽又步入仕途，但依旧是刚正不阿，步履维艰。
顺治二年（年），多铎率清军攻陷杭州，刘宗周正在进餐，闻讯推食恸哭，决定绝食殉国。其门人王毓蓍投水自尽，他说：“吾讲学十五年，仅得此人。”门生劝他：“死而有益于天下，死之可也；死而无益于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轻弃之？”他回答道：“吾固知图事贤于捐生，顾余老矣，力不能胜。”遂绝食二十日而卒，享年8。
刘宗周一生致力于讲学和著述，创建证人书院。他一生著述宏富，收为《刘子全书》四十卷《刘子全书遗编》二十四卷。
理气论和道器论
在学术思想方面，刘宗周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太虚无形，气之本体”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元气论，形成了独有的“离气无理”的理气论和“道不离器”的道器论。他以“气”为构成天地万物的本原，提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天得之以为天，地得之以为地，人物得之以为人物”。他认为“气”又是产生精神“理”的根据，并进而指出，尽管理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的精神作用，但也不能误解为“理能生气”。这就是“离气无理”。
从“离气无理”的观点出发，他认为“离器而道不可见，故道器可以上下言，不可以先后言。有物先天地，异端千差万错从此句来”。他明确地认识到，作为具体事物的“器”是一般原理“道”的根本，与程朱理学“道本器末”“理在事先”的观点截然相反。
“慎独”与“敬诚”
“慎独”一词原出于《中庸》，历来被儒家作为内心省察的道德修养而尊奉。刘宗周认为，“君子之学，慎独而已矣”，“学问吃紧工夫，全在慎独。人能慎独，便为天地间完人”。在他看来，“独”是人的主观意识的“心”，“慎独”能使人的道德修养达到“中和”的境界，是实践“中庸之道”的必要途径。“慎独”包括了上至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下至个人的道德修养等一切重要学问和做人的道理。这样，“慎独”就变成了融合一切的理学思想。
刘宗周认为“慎独”要与“敬诚”联结，故又提倡“敬诚”之说。他认为，子思所说的主观精神“诚”，不但体现天道，而且与“独”一样，具有宇宙万物本体的作用，是人们道德认识的基础。
黄宗羲（0），明末清初史学家思想家。字太冲，号南雷，学者尊为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
黄宗羲一生坎坷，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名士，被宦官魏忠贤陷害致死。崇祯帝即位，阉党失势，岁的黄宗羲入京为父诉冤，并在公堂之上锥杀阉党许显纯，因此声名大振。
黄尊素被逮，路过山阴，名儒刘宗周为他饯行，黄尊素就命黄宗羲拜入刘氏门下。崇祯二年，黄宗羲遵从父亲遗命，从学于刘氏。刘宗周是晚明“王学”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为纠正“王学”末流“狂禅”习气，提出慎独之说。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黄宗羲在家乡组织“世忠营”抗清，十余年间，备尝艰辛，内外交困，“濒于十死”。直到眼看复明之势无望之后，他才于顺治十八年回到故乡居住，从此开始了晚年的著述和讲学生涯。
黄宗羲对天文算学地理等均有研究，尤长于史学，创浙东史学派，开清代史学研究新风。他身历明清更迭之际，认为“国可灭，史不可灭”。他论史注重史法，强调真实可信。所著《明儒学案》，搜罗极广，用力极勤，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专著。
理气心性统一论
黄宗羲多次论述理气心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建立了理气心性统一论。他认为，“天地之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是气以生，心即气之灵处……心体流行，其流行而有条理者即性也……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见，见之于气；性不可见，见之于心，心即气也”。所谓“气”，是客观物质之气，即自然界之气；所谓“理”，即物质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理与气是“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也”，理气心性是统一的。所以，不能“离气以求心性”，也不能心外求性。
民本思想
黄宗羲和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是明代中国民本与民主思想萌芽的代表人物，《明夷待访录》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官员应当“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等观点。有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仍属治权在君，并没有到达近代民主思想的标准，也有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是近代民主思想，在民权理论上还超越了欧洲的卢梭。
民主思想在经济上的表现
黄宗羲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他说：“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反映了市民阶层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为使农民获得一定的土地以发展小农经济，他主张平均授田。
方以智（7），明末清初思想家政治家。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龙眠愚者泽园主人浮山愚者宓山子鹿起山人。桐城（在今安徽）人。
方以智年轻时跟随在四川嘉州（今乐山）湖北等地做官的父亲船载书籍游学，并与陈贞慧冒辟疆等结成复社，时称“明末四公子”。方以智十分重视学习西学，他与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南怀仁等都有着深厚交往，并著有一部《物理小识》，被现代史学界称为最早系统掌握和学习过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人。
方以智在科学研究方面，是中国第一个用独特的科学哲学观和方法论，廓清了中西文化冲突中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他的《物理小识》成书时间，和伽利略的科学巨著出版时间差不多同时；他的光学实验比牛顿的分光实验要早0余年；他的《文章薪火》为后来桐城文派理论奠定了基石；他早于鲁迅等人00多年提出过一个汉语拉丁化（拼音化）的主张。在哲学研究方面，方以智的思想呈现一种多层次开放性哲学体系。他著述甚丰，主要有《东西均》《博依集》《浮山文集》《通雅》《四韵定本》《物理小识》《方子流寓草》等。
方以智哲学的基本思想
在自然观上，方以智主张“盈天地间皆物也”，“一切物皆气所为也”，认为气是有形物体的本原；指出“凡运动皆火之为也”，认为火是一切运动的根源。他又在《物理小识》中提出“天恒动，人生恒互动，皆火之为也”，表明其宇宙观的基本观点是火的一元论。
在认识论上，他主张“学天地”“辨物则”“即物求理”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提出“以实事征实理”“古今以智相积”和“考古所以决今，然不可泥古”的方法论。
他还用“一而二，二而一”的命题概括事物的矛盾和矛盾运动，既指出“尽天地古今皆二”“相因者皆极相反”，又强调“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认为事物都是“相掾相胜而相成”，体现出了一些朴素辩证法的思想。
二而而二，分合合分，可交可轮
这是方以智在《东西均张弛》中提出的有关事物对立统一的思想。方以智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对立矛盾，如阴阳动静善恶等。这就是所谓的“一而二”。同时，矛盾的两端又是统一的，也就是说，矛盾双方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这就是所谓的“二而一”，方以智认为这种对立统一是“天地之间的至理”。所谓“分合”，就是指对立双方合成统一体，所谓“合分”，就是指统一体包含对立双方。方以智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交”“轮”“几”三个范畴。“交”即对立两方而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轮”即对立两方面的相互转化相互推移，“几”则是事物运动交化的内在源泉。方以智认为“凡有动静往来，无不交轮，则真常贯合，于几可征矣”，揭示了对立统一规律的一般内容。方以智的矛盾转化说具有比较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推动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发展。
熊伯龙（7），清初哲学家。字次侯，号塞斋。晚年取号“钟陵”，以示对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即钟陵）祖籍的眷念。汉阳人。
熊伯龙的父亲熊鸣盛，是明熹宗天启元年（年）举人，但他的个性似乎很强，不大适应京城官场的应酬，因与人政见不合，遂返回汉阳。
青年时代的熊伯龙生活坎坷，家中频遭变故。岁时父亲去世，岁时祖父去世。家中生活拮据，由母亲任氏艰难支撑。7岁时，正值张献忠起义军攻陷武昌，任氏在小女儿家避难，一日兵至，母女二人同死于乱军之中。尽管如此，熊伯龙也没有荒废学业。作为官宦世家子弟，他深知读书进仕的重要意义。
据说少年时的熊伯龙刻苦攻读，常至鸡鸣。他的母亲心疼儿子，一天晚上给他送去一盘包子，一碟糖，并嘱咐他趁热吃下，说完就走出书房。过了一会母亲又走进书房，一看包子吃完了，糖却仍放在书桌上，而儿子满嘴黑糊糊的，不禁哑然失笑。原来熊伯龙只顾看书，在吃包子的时候，不知不觉竟把砚池里的墨汁当作糖蘸着吃了。
青年时期，熊伯龙游学江汉，结集江汉地区诗文爱好者人，组织“寻社”，朝夕磨砺，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一时名噪江汉。顺治六年（年），他以《廷试策》一文中进士榜眼。这除了他自身能力超群之外，还于社会背景家庭背景相关。他参加的是清朝统一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当时民族矛盾还很尖锐，一批有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隐遁起来，这就减少了竞争的压力。熊伯龙没有“隐遁”，可能是因为他生逢明末乱世，父亲也是明朝“弃人”，对故明并无多少感情；母亲死于“义军”之手，他对“义军”也没好感。
熊伯龙的仕途基本是一帆风顺的。他历授国史院编修国子监祭酒侍读学士，最后于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任上去世。他还是康熙的老师，对康熙的成长，对康熙盛世之治都有一定影响。
熊伯龙的代表作为《无何集》。《无何集》，原名《论衡精选》。“无何”语出《荀子天论》：“云而雨，何也？无何也，犹不云而雨也。”《无何集》一书初步写成于顺治十七年初夏（0年）。这部书在熊伯龙生前一直没有刊行，只有朋友何省斋刘子壮等人读过手抄本。熊伯龙编著《无何集》的宗旨在于劝世人不要受惑于神怪祸福。《无何集》可谓是自《论衡》后，中国古代无神论思想集大成之作。
宇宙是物质的，鬼神是不存在的
熊伯龙继承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唯物主义形神论以及批判神学迷信的观点，认为人和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之间互相产生及互相克制的关系，是其自然属性。否定鬼神的存在，指出：“精神升天，犹火随风而散；骸骨归土，犹薪火之灰在地”，“人生天地间，如电光石火，随生随灭，灭后毫无知觉。”他还否认佛教的轮回说。
揭示鬼神观念的来源
熊伯龙揭示了有神论的认识根源，指出鬼神观念是“思念存想所致”或“疑心所生”。他依据天神天帝的图像状如古代帝王的事实，说明人们根据自己的形像塑造鬼神。他还概括了一条与有神论斗争的经验:“凡言神言鬼，姑勿辨其妄；就其说而诘之，其理必穷。”同时，他还努力从神学产生的根源上揭露神学，说：“凡托鬼神敛民钱者，皆奸人射利也。”
顾炎武（8），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江苏昆山人。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尊称为亭林先生。著有《顾亭林诗文集》，以及《日知录》《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三大奇书，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清初三大儒”。
顾炎武出身于江东望族，明朝末年家道中落。他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便与挚友归庄一起加入复社。明亡后，与归庄等人一起为匡复明朝奔忙，他们在南明政权下两次参加武装抗清斗争。
后见复明大势已去，才决心“笃志经史”，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学术事业。
当顾炎武以精湛的学术造诣名著朝野后，清政府屡次征聘，他都坚决拒绝。78年，清廷特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鸿儒，许多江南名士都屈膝应征，顾炎武也被同乡叶方霭等人联合举荐，但他严辞拒绝。第二年叶方霭又以《明史》馆总裁的身份向他发出修书聘请，他誓死不从，并在回信中郑重声明：“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8年，70岁的顾炎武病逝于远离故乡的山西高原上。
《日知录》是顾炎武花了0多年心血才完成的读书笔记，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日知录》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
有唯物倾向的宇宙观
顾炎武认为宇宙是由气构成的。他在解释《易传》中的“游魂为变”时，引用了张载和邵宝的话，并提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这样的观点。他反对形而上学，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
经世致用的治学方向
顾炎武一生治学的方向可以用“经世致用”来概括，基于这种思想，他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今日，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他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宋明理学特别是王阳明心学的流祸。他以“拨乱世，反诸正”为己任，提倡穷六经之旨急当世之务的实学，这在当时起到了转变一代学风的作用。他还曾说：“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顾炎武用“古之所谓理学”即经学同宋明理学相对立，并且提出读经应从考文知音开始。这一观点被清代许多学者所接受。
顾炎武针对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和假道学先生们的寡廉鲜耻，明确地提出了“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两大宗旨。一方面是对宋明理学的针砭，另一方面寓有通过严格读书人的操守而振奋国民精神的深意。
王夫之，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家。字而农，号涢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于石船山（今衡阳县曲兰乡湘西村），故人尊称船山先生。
明代崇祯年间，王夫之到岳麓书院求学，拜吴道行为师。吴道行较早地影响了王夫之的思想，形成了王夫之思想中的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明亡后，清顺治五年（8），王夫之在衡阳举兵抗清，阻击清军南下，战败后退到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后来回到家乡衡阳潜心治学，在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人称“湘西草堂”。王夫之在此刻苦研究，勤恳著述，撰写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将近四十年的时间，王夫之始终没有按照清制剃发，得“完发以终”。王夫之是一个孤高耿介的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
王夫之学识极其渊博，主要著作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通鉴论》等。
“太虚一实”唯物论思想
在本体论方面，王夫之发展了张载“知太虚即气则无‘无’”的思想，对“气”的范畴给以新的哲学规定，对理气关系道器关系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论探讨，作了明确的唯物主义解释。他认为，整个宇宙除了“气”，没有他物。他按当时科学发展水平，举例论证“气”的永恒不灭性，认为这种永恒无限的“气”乃是一种实体，并提出“太虚，一实者也”，“充满两间，皆一实之府”等命题，力图对物质世界最根本的属性进行更高的哲学抽象。
在理气关系问题上，王夫之坚持“理依于气”的气本论，他强调“气”是阴阳变化的实体，“理”乃是变化过程所呈现出的规律性。理是气之理，理外没有虚托孤立的理。从而批判了从周敦颐到朱熹所坚持的气外求理的唯心主义理论。
唯物主义的道器观
王夫之坚持“无其器则无其道”“尽器则道在其中”的唯物主义道器观，系统地驳斥了割裂颠倒道器关系的唯心主义思想。他给传统道与器范畴以新的解释，认为“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所标志的一般（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和个别（具体事物及其特殊规律），两者是“统此一物”的两个方面，是不能分离的。他提出“天下惟器而已矣”的命题，肯定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具体的存在，任何具体事物都具有特殊本质，又具有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
坚持主动论的自然史观
王夫之提出“物动而已”，“动以入动，不息不滞”，“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把自然界看作永恒运动化生着的物质过程。他指出：“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阴恶从生哉。”说明运动是物质世界所固有的，否定从气以外寻找事物运动原因的外因论。但他并不否认静止的意义和作用，以为相对的静止是万物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更深一层地阐述了动静两者的辩证联系。把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明确地归结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知行观
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他得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重要结论。他以“知源于行力行而后有真知”为根据，论证行是知的基础和动力，行包括知，统率知。同时，他仍强调“知行相资以为用”。王夫之进一步提出“知之尽，则实践之”的命题，认为人可以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这种富于进取精神的朴素实践观，是王夫之认识论的精华。
颜李学派，是清代初期思想领域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术流派，因该派的创始人为清初北方著名学者颜元与李塨而得名。颜李学派标帜“实学”，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与清初官方提倡的宋明理学相对立，在社会上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被称为：“颜李之学数十年，海内之士靡然成风。”
颜元（70），字易直浑然，号习斋。直隶（今河北）博野人。清初哲学家。著有《四存编》等。
颜元出身农民家庭，8岁外出求学，跟从吴持明学骑射剑戟医术术数等。岁，又师从贾珍。贾主张以“实”为生活的准则，提倡“讲实话，行实事”，这对颜元以后的思想不无影响。同年中秀才，但不久颜元认识到，“八股”不是真学问，遂放弃举业。岁学医，岁开始为人治病。
颜元看病的同时潜心王学，仰慕古圣贤，名其斋曰“思古斋”。岁转信程朱理学，立“道统龛”。岁认识到程朱陆王之学，实非正务，改其斋名为“习斋”，力主实行之学，思想发生根本改变。晚年主持漳州学院。
颜元是一位被历史和实践推荐出来的思想家。他在思想理论领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是在哲学思想方面。
反程朱的唯物主义
颜元坚决反对程朱的唯心主义，他认为，世界是客观的物质存在，而且是“有物有则”。天下没有“无理之气”，也没有“无气之理”，不能把理气看成两种并存的东西。颜元说：“迨见理于事，则已彻上彻下矣。”即通过具体事物去认识它的“理”，那才是彻底的认识。颜元明确肯定物质性的气是根本的，第一性的，而理是气的理，理存在于气中，是依附于气的。这就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理气一元论。
反程朱的人性论
在人性问题上，颜元坚决反对程朱把“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对立起来。他认为，人的五官四肢筋骨内脏等形体是“质”，通过呼吸周遍全身的是“气”。义理善恶等道德是从属于气质的。性就是气质之性，根本没有一个什么“至上”的义理之性。因此，不能说“理”是纯善的，而“气质”性恶。颜元这种观点把人简单地还原为自然的人，并不能揭示人的社会本质。
重习行践履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颜元说：“朱子（朱熹）则必欲人读天下许多书，是将道（理）全看在书上，将学全看在读上。”颜元认为，仅从书本上去认识客观事物的道理，必然会离客观实际越来越远。颜元还批评了死读书的弊端：“天下无不弱的书生，无不病的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这种对于死读书危害性的批判是前无古人的。对于如何纠正死读书的弊端，颜元提出“务期实用”，强调认识不能离开它的实际应用。
义利相统一
颜元还反对宋明理学重“义”轻“利”。他认为，义与利不应对立，而应统一，而且符合义的利是“君子所贵也”。
戴震（7777），清代思想家，考据学家。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属黄山市）人。
戴震8岁开始跟随父亲贩布，养成了观察社会自由思考的习惯。在商人的运筹计算中，他又锻炼了逻辑思维。当然，如果不遇到后来的几个对他影响至深的重要人物，戴震也难以成为一代学宗。
第一个重要人物是皖派开山人江永。戴震跟随他学治经学算学音韵学，后青出于蓝。一天，江永举了几个历算问题，说困扰自己十多年了。戴震看过，立即“剖析比较，言其所以然”。江永欢喜地叹息：“累岁之疑，一日而释。”认为戴震为“敏不可及”的天才。
第二个重要人物是史学名家钱大昕。30来岁时，戴震因祖坟问题与族豪打官司，结果县令是个贪官，拿了族豪的钱，要治罪于他。戴震只好逃到北京，随身只带了几本书，连换洗衣服都没有几件。这时候钱大昕与其相见，长谈终日，认为他是“天下奇才”，并在京城学术界内广为推荐。戴震很快名声大震。
第三个重要人物是四库提要总纂官纪晓岚。戴震晚年时，纪晓岚邀其入四库馆，撰写部分四库提要。
戴震在学术上涉猎极广。在天文算学历史地理机械学方志方经学训诂文学等方面都有相关的著作。戴震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中。整个乾嘉时代以至清末，戴震的哲学思想都没受到重视。
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
在宇宙观上，戴震认为万物是由“气化”形成的；万物在成形之前称为“道”，成形之后则称为“器”。他把“道”看作“气化”即物质生成与发展之运动的过程，这就使“道”具有了客观物质性的哲学性格。同时，他提出“古人言道，恒该理气”这一非常精辟的名言，指出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既包括物质性的“气”，也包括气的运动规律“理”。他认为气是“道之实体”，理是气在运动发展变化中的“不易之则”。这就确切完满地解决了中国哲学史上道理气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堵塞了把道和理混同而给唯心主义以可乘之机的漏洞。
仁智理论
戴震的仁智学说主要内容是：以《易经》中的易简为理论依据，假借孟子“仁义礼智”的名词而赋予自己的思想，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仁，是道德规范，求仁的方法是去私，去私就能使天下人满足其生存的愿望。这一思想从哲学史的角度批判了程朱的理欲对立说，捍卫了人们正当的欲望。智，是认识能力。有了智就可以认清事物的条理，防止主观主义。这一思想批驳了以阶级偏见作为天理的封建统治思想。仁智理论是戴震哲学思想的精华所在。
龚自珍（78），晚清思想家史学家诗人。一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生平诗文丰富，后人辑为《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他的外祖父是著名的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龚自珍幼年曾跟随外祖父学习文字训诂学。但是，在封建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龚自珍并没有沿着汉学那套考据训诂的路子走下去，而是关心现实的社会政治，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主张改革弊政，提拔人材，以安定社会。外祖父段玉裁看到他岁时写的四篇《明良论》后，曾十分赞赏。然而，龚自珍的科举仕途并不顺利。直至8岁才勉强中了个进士出身。
龚自珍一生始终任一些闲散的小官职，还不断受到当权保守派的排斥。但是，他始终关心政事。88年冬，林则徐前往广州查禁鸦片。龚自珍曾写信给他送行，表达支持之意，并提出许多建议。8年他被迫辞官，但仍十分关心时局。两年之后，龚自珍在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
批判天人感应，却过分夸大“自我”
在《周易系辞》中有这样一句话：“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这是方士们用以鼓吹天人感应说的重要经典理论根据。龚自珍对这句话作了全新的解释。他认为，这句话中的“吉凶”是指天象本身的各种变化，而不是指社会或人事吉凶之事。龚自珍批判天人感应说，否定天象变化对社会治乱人事吉凶的作用，这和他强调人材的作用人为的努力等思想是一致的。然而，龚自珍又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作用，他说：“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这就把个人的自我力量夸大到创造天地万物的地步了。此外，他还说：“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认为“心力”能创造一切改变一切，这是龚自珍受佛教夸大“自我”“心力”的作用的思想的影响。
“宥情”“尊情”
龚自珍从性“无善无不善”的观点出发，坚决反对宋明理学家把“情”看作“人欲”的说法。他认为，“情”是属于人的“自然”本性中的东西，是一种自然真实的感情，因而也是“无善无不善”的。在他看来，对于这样一种感情，应当宽容尊崇。龚自珍这种“宥情”“尊情”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包含有尊重个性解放个性的意义。
事物是相倚相成的
龚自珍的思想中还有一些“事物相倚相成”的朴素辩证法因素。他说：“万事不自立，相倚而已矣。相倚也，故有势。万理不自立，相譬而已矣。相譬也，故有辨。”可是，他对这些思想并没有加以发挥，因为他对于运动变化的看法，认为只有渐变，没有突变，甚至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虽然可分为初中终三个阶段，但其实“终不异初”，“三而如初”。意思是说，事物经过三个阶段变化，最后还是回到出发点，这样就陷入了循环论的泥坑。
魏源（787），晚清思想家。原名远达，字默深，一字墨生，又字汉士。湖南邵阳隆回人。
魏源7岁进入书塾学习，他对书爱不释手，常常熬夜苦读，母亲有时不得不吹灭灯逼他去睡。但母亲睡后，他又悄悄起来，点上灯用被子遮住光继续读。岁那年他就参加县里的童子试。老师见他年纪尚小，就先用对子试他，上联：闲看门中月。魏源抬头正好看见墙上挂着一幅“春耕图”，当即对出下联：思耕心上田。老师大赞。考试那天，县令面前放一只茶杯，茶杯上画着太极图，就说了句：杯中含太极。魏源临行之前，母亲给他烙了两张大饼揣在怀中，此时，他刚好摸着了，于是就说：腹内孕乾坤。大家一致称赞他有奇才。从此，魏源就扬名乡里了。
岁时，魏源考中县学生员，开始潜心研习王阳明的心学。岁时随父亲魏邦鲁入京。在北京，他被邀请至侍郎李宗瀚家设馆讲学，结识了京师当时各种学术流派的名士，先随胡承珙学习汉学，又师事姚敬塘学习宋儒之学，同时学公羊学于刘逢禄，并与龚自珍等切磨古文辞。在京3年，他的学问大有长进，这也使魏源很快名满京师。
魏源有经学史学文学佛学著作多种存世，《海国图志》率先介绍了西方各国历史地理状况，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行者之一。《古微堂集》中的《默觚》则是他的哲学代表作。
《默觚》分《学篇》和《治篇》两大部分，其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它夸大心的作用，认为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包容和支配宇宙万物，万物皆备于我。
注重习行的认识论
《默觚》反对“生而知之”说，也反对脱离实际的“心性迂谈”和“玄虚之理”，认为人的知识是通过习行取得的。其中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但魏源未能正确解决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
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默觚》突出地讲到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变易进化的观点。它说天下物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它认为，矛盾相克，互相转化，引起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据此，作者得出结论说：“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这是他主张改革的主要理论依据。但是，他又认为，封建社会的“道”是永远不变的。
矛盾的鬼神论思想
魏源主张鬼神之说，并明确反对无鬼论。但他是一位改革派，注重人为，强调“造化自我”，说：“人定胜天，既可转贵富寿为贫贱天，则贫贱天亦可转为贵富寿。”这一思想又违反有神论。魏源哲学的矛盾性，反映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矛盾。
曾国藩（887），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人。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曾国藩自幼勤奋好学。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8岁时，考中了同进士，从此踏上仕途之路，并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8年，曾国藩在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8年月，湘军倾巢出动，残酷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由于和太平军作战的大获全胜，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
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倡导洋务运动，建立安庆内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87年，曾国藩在南京逝世。
曾国藩一生著述颇丰，但以《曾国藩家书》最为出名。关于哲学思想，他并没有专门的著作，哲学观点散见于信函批札日记笔记之中。曾国藩推崇程朱理学。他不重视自然观和认识论，将注意力放在人心风俗问题上。
论诚
曾国藩继承了思孟学派和周敦颐程颢关于“诚”的思想，称“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把属于道德范畴的“诚”，说成是神秘的存在，视为世界的主宰，完全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
承袭朱熹的“即物穷理”
在认识论上，曾国藩承袭朱熹唯心主义的“即物穷理”说。他说：“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也就是说，并不是感觉和实践能产生所谓的理，而只是通过“即物”唤起和触发心中原有的理。
论仁
曾国藩对“仁”的意项有三个方面的发挥，一是“仁即恕”，“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二是“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三是对“流转迁徒”“栖止靡定”的“绅民”，要“周其急”。他的“仁术”，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前，还偶有同情民生疾苦的成分，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展开之后，仁术就完全用于调整地主阶级内部关系了，认为对于人民群众，尤其是对于革命者，丝毫不能心慈手软，因为“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
论礼
曾国藩重视“礼”，宣扬以“学礼”为“经世之术”。他论礼的内容有两点：其一是用“礼”呼吁地主阶级及其武装力量“谨守准绳，互相规劝”，要求大家“克己求仁”。其二是用“礼”来“辟异端”，以使“人人纳于轨范之中”，维护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秩序。所以曾国藩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实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亦是镇压农民革命的纲领。
◆山东曲阜孔庙“生民未有”匾额
◆武夷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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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为什么又被称为“新儒学”
西方学者一般将宋明理学称为“新儒学”。新儒学的“新”，是指宋明理学在外来佛教文化与本土道教文化的不断冲击下，建构在具有理性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思维之上，通过诠释心性与本体伦理与天道的联系及人与世界的关系，使儒家道德学说获得了形上性和整体性的论述，传统儒学内部的逻辑结构价值转向道德结构都获得了新的认识。
“盱江先生”的哲学思想
李觏是我国北宋中期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和具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在当时和对以后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李觏雕像
◆《直讲李先生文集》（又称《盱江全集》《李泰伯先生全集》《盱江集》《盱江先生全集》）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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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觏门下有高徒
庆历年间，李觏常在江西南城十贤堂讲课，听讲者有唐宋八大家之一号称“南丰先生”的曾巩。有一次，李觏应邀赴豫章春游，随行学生十余人。时值暮春三月，逆风顺水，船家扯下帆篷，装上浆橹，摇橹前进。舱内李觏居中而坐，对众学生说：“此去豫章尚远，我们不妨以行船为题，对一对联，用来消遣。”诸生说：“请先生拟上联。”李觏手指船橹说道：“两橹并摇，好似双刀分绿水。”诸生依次对来。李觏或抚髯静听，或评论修改一番，似乎都不满意。最后，只见曾巩说：“孤桅独立，犹如一笔扫青天！”李觏听罢，不禁连声叫好：“此联气魄雄伟，思路开阔，对仗准确，实为难得之妙联。”正在摇橹的船家，也说：“真是名师门下有高徒啊！”
邵氏易学
邵氏易学的价值不在于对传统象数易学的继承，而在于继承传统象易学基础上对易学所进行的精心的改造和创新。恰恰是这些不符合《易》之本文或与传统易学相违背的观点和思想表现出勃勃的生命力，推动易学不断地发展和臻于完善。
◆《皇极经世易知》书影
◆邵雍墓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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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先天图》与二进制
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德国大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与邵雍《先天图》的关系。讨论的焦点大致有两个：一是邵雍的《先天图》卦序是否一种二进制的记数方法？或是一种“无意识的巧合”而符合二进制的记数方法？二是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是否受了邵雍《先天图》的启发？主流的学术观点认为，邵雍的《先天图》不是二进制的记数方法，或至少不是一种自觉运用的二进制的记数方法；莱布尼茨在其发明二进制之前并未看到邵雍的《先天图》。有些学者则认为邵雍的“加一倍法”就是二进制的记数方法，这是中国先哲的智慧和光荣。
◆《河洛理数》书影
理学开山之作：《太极图说》
《太极图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地论述宇宙发生发展的著作，它建立了一个与儒家的文化价值理想相符合的宇宙论的理论框架，比以前的儒家演说更加精细和富于理性色彩，更富于时代特点，而这些对后来理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周敦颐铜像
◆周敦颐的“太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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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与“廉泉”
周敦颐任广东路提刑期间，曾多次去连州巡视。一次，他来到巾峰山麓，见泉美水清，掬而饮之，清流于胸，暑气尽消。他立于山麓，遥看连州，想起连州的历代名宦刘瞻黄损孟宾于，想起被贬至连州的唐代文学家韩愈诗人刘禹锡……他们都才华横溢，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正是这巾峰山的泉水滋养了一方清廉正直的人民，想到此，他激动不已，思如泉涌，于是命人侍侯笔墨，在泉水之下的石崖上奋笔写下了“廉泉之源”四个大字，并命工匠将字凿入岩石中。
孔颜乐处
“孔颜乐处”是宋明理学中一个重要命题，很多理学家都对此问题作过解释。对此命题的阐释涉及对理学“成圣”之目标的理解，并凸现出不同理学家各异的思想倾向。
◆颜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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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颜乐处”的现实价值
“孔颜乐处”的哲学思考在今天仍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首先，给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们实现身心和谐提供了借鉴。个体身心和谐无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没有个体的身心和谐，要构建和谐社会是不可想象的。那么，个体要实现身心和谐，就必须像孔子颜回那样时刻注意处理好社会关系，规范好自身的言行。其次，为新时期重视人的精神信仰和精神追求提供了范式。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逐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些人丧失了精神信仰和精神追求，这是十分危险的。“孔颜乐处”告诉人们，一个人的一生除了财富权力之外，还有一些更值得追求的东西，诸如品性正直人格高尚心地善良精神愉悦等，也就是说，一个人对崇高的人生理想和精神境界的追求是相当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追求才是人生快乐的真正源泉。
“关学”的创始
张载独创的“关学”流派，促进了理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程朱的思想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其思辨性哲理为理学的哲学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陕西眉县张载祠
◆张载塑像
专家点评
十九世纪中期，美国来华的传教士丁韪良在其《翰林集》中推测，十七世纪法国“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的“以太和”说“旋涡”说很可能曾经受到张载关于气的学说的影响。
当代著名的科学技术史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高度评价了张载的“宇宙论学说”，并在一篇论文中引用了张载的《西铭》中的一段话：“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以肯定新儒家“任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世界观的合理性。
政治改革家的哲学思想基础
王安石的哲学思想表现出鲜明的经世致用性质，它对结束汉儒的“章句传注”之学，起了重要的作用。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成为宋代对现实政治经济生活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之一。
◆王安石像
◆江西抚州王安石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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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宰相肚里行舟船
王安石在新法改革中，遇到很多与自己政见不同者，但他都只是与他们辩论治国之策，从无人身攻击的党同伐异。他早年曾受到欧阳修举荐，但欧阳修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即便如此，1072年欧阳修去世，王安石还作了《祭欧阳文忠公文》，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深切的怀念。
苏轼较王安石小16岁，王安石推行新法时，他表示激烈反对。1079年“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面临灭顶之灾。王安石以退位宰相的身份加急上书劝告神宗：“岂有圣世杀才子者？”由于王安石王安礼兄弟等人的请求，苏轼终于大难不死。
洛学与二程
程颢程颐所创建的“天理”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并受到了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尊崇。以致逐步演变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后期近千年的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
◆程颢像
◆程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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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之间的“战斗”
人们习惯于把程颢和程颐的理学体系合称为“二程理学”，认为二者在观点上是相同的，其实从南宋开始一直持续到清代的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激烈斗争实际上就是“大程”与“小程”的理论争论。程颢的理论由陆九渊和王阳明继承，史称“陆王学派”或者“心学”；程颐的理论由朱熹集大成，被称为“程朱理学”或者“理学”。心学与理学，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一直争论不休。他们争论的焦点是：自然中的规律是心性感知（陆王）还是格物致知（朱熹），也就是主观唯心还是客观唯心的问题。也就是说，二程理学的根本，研究的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他们之间的理论基础差异是很大的。
程朱理学之成形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
◆朱熹行书文稿
◆紫阳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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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扭曲的朱熹与自然科学
今人多有把中国明清之际的愚昧与落后归因于朱熹的理学，其实这是无知者的想当然的谬论。胡道静先生称：“朱熹是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李约瑟对朱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和成就也是相当肯定的，他对朱熹在解释雪花何以呈六角形时将雪花与太阴玄精石的比较予以高度评价，称之“预示了后来播云技术的发展”。李约瑟还认为朱熹理学“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在朱熹手中，中国的科学经过千年积累，已经到了破茧化蝶期，但那个质变一直没能出现。对于明清时期的落后与愚昧，我们不能归罪于启蒙者朱熹，只应去责备那个扭曲与利用了朱熹思想的制度。
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思考，是其整个理学思想的核心。然而，千百年来，“存天理灭人欲”一直被作为封建礼教的罪恶源头而被不断批判。
◆朱熹塑像
◆白鹿洞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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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给皇帝的“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生活在南宋时期，那时候南宋领土正被辽金和西夏少数民族入侵，“日削月割”，国家处在危在旦夕之中。但是，南宋统治者迁都杭州后，却不思振作朝纲安抚百姓练兵强武收复领土，而是偏安一隅贪图享乐苟且偷生。这对当时处于战争创伤中的人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面对此情此景，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的朱熹没有沉默不语。已到暮年的朱熹又入都奏事，走到浙江时，就有人对他说，你喜欢讲“正心诚意”，但这是皇上最不爱听的，这次你就不要提了。朱熹很严肃地说，我平生所学，就是这四个字，怎么能够欺君呢？他见到皇帝的时候，还是批评了皇帝，说皇帝内心里面“天理有所未存”，“人欲有所未尽”。
儒学的难解之谜：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的真正涵义，已是儒学思想史上的千古之谜。从最早为《大学》作注的东汉郑玄，一直到现代的儒学学者，已经争论了一千余年，至今仍无定论。
◆《四书》书影
◆朱熹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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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能够成为千古疑案的原因
“格物致知”之所以使儒学界争论达千余年，首先是因为“格物致知”是《大学》八目的基础功夫，更是“诚意正心”的修持基础，也就涉及了心性修为的根本基础，而超越了先秦儒家的思想深度，与先秦道家之学相通。宋儒理学兴起后，为了排斥佛道两家，程颐自创“理”以取代“道”，而朱熹更是无视《史记》记载而硬要认为“孔子访周所拜见的老子，并非道家老子，而是另有其人”。其次是因为“格物致知”的字义解释难以适当，这也是因为缺乏相关《大学》作者意旨的文献，可供证明“格物致知”的正确意义。这样就使以后诸儒随意发明而强行解释“格物致知”，从而造成了至今的儒学思想上的千古疑案。
湖湘学派
宋代以长沙为中心的湖湘学派，是湖南文化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学者群体，它的学风，衍化成湖湘文化基因。它弘扬明大义存本性追求人生理想的价值精神，成为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学人和政治家。
◆胡安国和妻刘氏及子胡宏的合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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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学派与靖康之耻
宋朝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导致金人南侵，徽钦二帝北掳客死边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耻”。
其实，在靖康元年，宋钦宗召见胡安国时，胡安国就说过“纲纪紊乱，风俗益衰”，知识界崇尚空谈追求仕禄，然而，他的意见并不为所重。后来，他们来到偏僻的湘潭筑建书院，创立“湖湘学派”，企望培养一批“尊王攘夷”安邦治国艰苦卓绝磨炼心志经世致用拯救时艰的人才，以收复沦陷于外敌的中原。王夫之的《宋论》正道出了胡安国父子著述《春秋传》的缘由，是“以正人心而雪靖康之耻”。
“心学”的创始
陆九渊“心学”的建立，是我国思想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经王守仁扩充和发挥后，一方面，它是封建统治者用来作为维护封建统治欺骗愚弄人民和镇压人民起义的精神武器。另一方面，由于它强调个人的独立思考和主观能动作用，在客观上产生过促进思想解放的作用。
◆陆九渊像
◆鹅湖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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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湖之会
1145年4月，陆九渊与朱熹在江西上饶的鹅湖寺会晤，研讨治学方式与态度。朱熹持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主张通过博览群书和对外物的观察来启发内心的知识；陆九渊持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认为应“先发明人之本心然后使之博览”，所谓“心即理”，无需在读书穷理方面过多地费功夫。双方赋诗论辩。陆九渊指责朱熹“支离”，朱熹讥讽陆九渊“禅学”，两派学术见解争持不下。这就是史学家所说的“鹅湖之会”，或称“鹅湖大辩论”。
吕祖谦和“婺学”
吕祖谦在家学渊源的基础上创立了婺学，他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学风使婺学在当时思想界有较大影响，成为浙东学派之先声。
吕祖谦（7一8），南宋著名理学家文献学家教育家。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南宋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吕祖谦开创的婺学，和当时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而立。婺学又称吕学金华学派，是南宋浙东学派重要的一支。婺学之得名，是因为唐宋时期金华名“婺州”之故。
吕祖谦出身于显赫的豪门达宦之家，他的成长从学阶段是一帆风顺；从政为宦生涯虽无高位与辉煌，略显平淡，也终究步步稳进，并无大起大落；学术生涯虽未达到其所有抱负，毕竟在当时已是受万人敬仰。吕祖谦所开创的吕学，“本于家学”，是建立在深厚的吕氏家学历代积累的基础上的。吕氏一生勤于著述，一生为后人留下了包括撰著整理在内的著作约有近0种，000万字左右，著有《东莱集》《春秋左氏传说》《东莱左氏博议》《少仪外传》等。
鹅湖之会
吕祖谦的学术思想兼取朱学陆学之长，带有调和朱陆的折衷色彩，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吕祖谦与朱熹在学术交往上有一件大事，值得在理学史上大书特书，那就是吕祖谦邀集朱熹与陆九渊兄弟的关于哲学思想的大论辩“鹅湖之会”。
南宋淳熙二年（7年）六月，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之理学和陆九渊之心学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六月初，陆氏兄弟应约来到鹅湖寺，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会议辩论的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并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他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根据经验，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得出结论。陆氏兄弟则从“心即理”出发，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主张“发明本心”，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不必多读书，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去此心之蔽，就可以通晓事理。所以，尊德性养心神是最重要的，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不是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
会上，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争议了三天，陆氏兄弟略占上风，但最终结果却是不欢而散。鹅湖之会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堪称典范的学术讨论会，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
天理观
吕祖谦深受程颢程颐学说影响，推祟《伊川易传》。他把“理”或“天理”看作最高的哲学范畴宇宙万物的总则。认为“理”或“天理”无所不在，理永恒存在而不可灭。天理即天命，循理而行，则无覆亡之患。人无论是顺逆顺违向背，皆受天的约束和支配，天人无间，相通而合一。
吕祖谦同时又强调“心”的作用，认为天命和人心相通，并进一步提出“心即天”，没有心外之天；“心即神”，无有心外之神。圣人之心，即天之心。还提出“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的观点，由此得出“心即道”的结论。
吕祖谦力图把“理”和“心”两种唯心主义本体论调合起来，故称“人言之岁，即天理之发也；人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人事之修，即天道之修也”（《东莱博议》）。
关于“理”与“气”的关系，吕祖谦认为理之“偏”与“全”，是由“气”来决定。物得气之偏，则其理也偏，人得气之全，故其理亦必然全。
认识论
吕祖谦的认识论，是以自存本心和“反求诸己”为首要，认为失其本心（固有的仁义礼智之心），则莫能行。本心存，则能“力行”（封建道德的“践覆”）。学问之道，就是寻回失掉的“本心”。只要能保养好固有的良知良能，则不必外求。所以，他主张向内心探索，“反求诸己”。
人性论
吕祖谦认为性本善，但气质有偏，因此才与情亦流而偏。圣贤者，能排除气质的影响，保持固有的善心。故强调“存心”，如能“存心”，则自在自得，“怡愉泰安”，达到“与天地流行而不息”的境界。人由善变恶，是“外心日炽，内心日消”的结果。人只有通过内心修养，恢复“道心”，才能达到“内心日炽外心日消”。
◆《古易音训》书影
◆吕祖谦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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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和吕祖谦
朱熹吕祖谦的交往从吕祖谦20岁时就开始了。两人的哲学思想最初基本一致，他们共编了《近思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论学的逐步深入，他们的学术思想开始处于对立局面，但这并未影响两人的友情。朱熹把自己的《诗集传》初稿带给吕祖谦征求意见，还让儿子朱塾到金华随吕祖谦学习。在朱熹接到吕祖谦去世的讣讯时，立即罢宴哭祭亡友。
强调事功的永康学派
永康学派是与程朱理学观点相对立的一个学术流派，但他们依然是在儒学的思想框架内进行思考，他们的思想资源依然是那些儒家经典。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是在理学的外部去反对理学正统。永康学派对近世学术风气的转变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陈龙川文集》书影
◆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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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朱王霸之辩
陈亮曾和朱熹为了辩论王霸之学而有许多书信往来。朱熹认为，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不能以功利论是非，而主张将王道义理作为评价历史的标准。对此，陈亮并不是直接反对王道义理与仁义，而是主张应该将正与霸义与利结合与统一起来。王道仁义无非是爱人利物的救民之心，而仁义之心只能通过利民的实事实功表现出来，此“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对于陈亮的这些见解，朱熹出于理学家的立场一直视为极为危险的言论。
永嘉学派和叶适
永嘉学派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的一面，使儒家的学说不至于完全陷入纯讲求个人的心性修养，永嘉学派也因此而成为南宋儒学的一个重要侧面，在当时学术思想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
◆《水心先生别集》书影
◆学者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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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适在南宋思想界树起了三面旗帜
爱国主义的旗帜。叶适的爱国主义与以往不同，他以仇敌立论，论证金统治者的非正义性和南宋抗金的正义性；他主张走以改革弊政改弱就强以求国家恢复的新路。
功利主义的旗帜。叶适重视功利，主张把义和利理和欲统一起来，反对“正谊（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传统思想，这在南宋学术界独树一帜。
反理学的旗帜。叶适是与朱陆同时代而对道学心学进行系统批判的思想家，是反理学的先驱。
许衡使元代理学官学化
许衡对程朱理学的继承改造和传播，推动了程朱理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他帮助元世祖忽必烈施行“汉法”政策和“兴儒”方略，则为将程朱理学推向全国和成为官学创造了条件，并最终使理学在元代实现了官学化。
◆许衡塑像
◆许衡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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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衡不食无主之梨
有一年夏天，许衡和许多人一起逃难。路经河阳时，看到路旁有一棵梨树，果实累累缀满枝头。一路上的颠簸劳累，饥渴难耐，使大家争先恐后地跑去摘梨子，只有许衡端坐不动。有人便问许衡说：“你怎么不去摘梨吃呢？”许衡回答说：“那梨树不是我的，我怎么可以随便去摘来吃呢？”那人说：“现在时局这么乱，大家都各自逃难，这棵梨树，恐怕早已没有主人了，何必介意呢？”许衡说；“纵然梨树没有主人，难道我的心也没有主人吗？”
和会朱陆的吴澄理学
吴澄兼综朱陆的学术取向以及理学经学思想，代表了元代理学的发展方向，不仅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朝鲜的性理学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吴澄《三礼考注》书影
◆国子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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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澄的国子监生涯
元仁宗继位后，吴澄升任国子司业，掌控国子监教学。他感到一展生平抱负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参考程朱诸儒关于课读诸生的奏疏教法私议等，斟酌去取，将国子监教学内容分为经学行实文艺治事四门，力主以课读讲习责督诸生，反对季考月试的大学积分法。但是，吴澄这一套主张与国子监内大多数同僚的想法颇不相合，于是有人将他划入“陆学”的阵营。自南宋以来，朱陆两人的门下长期“依草附木”，互相攻讦。元代官学尊尚朱熹学说，指吴澄为“陆氏之学”就是公开声言他不宜居国子监师儒之职。吴澄感慨自己的意见和合者寡，但又不屑于自辩，就于第二年辞职了。国子监诸生及朝廷遣特使来挽留他，但他执意要回家。吴澄的国子监生涯就这样结束了，为时还不到三年。
开明代“心学”先河的白沙哲学
白沙哲学，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占据着上承宋儒理学的影响，下开明代心学的先河并且独树一帜的关键位置。
◆陈白沙书法
◆陈白沙纪念馆
王守仁的“心学”
王守仁的“心学”上承孟子，中继陆九渊，集我国心学之大成。由他创立的阳明学派，与朱子学派分庭抗礼，成为明代中后期一个体系庞大门徒众多思想活跃影响深远的新儒家学派，在我国儒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王守仁像
◆王守仁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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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看花
一次，王守仁和他的朋友出去游玩，朋友指着山中的花树问他：“你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树在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阳明认为心（即人的主观意识）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典型地说明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
王廷相承先启后的唯物思想
王廷相“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发展了张载的唯物主义思想，并对后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有重要影响，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中，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有承先启后的作用。
◆《王氏家藏集》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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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相诫新任御史
《松窗梦语》的作者张瀚在初任御史参见都台长官王廷相时，王廷相讲了个乘轿的故事。他说，一天乘轿进城，刚好下大雨，其中一个轿夫穿了双新鞋，刚开始这个轿夫还小心的择地而行，怕弄脏了新鞋。进城后泥泞渐多，轿夫一不小心，踩进了泥水中，之后，便“不复顾惜”了。王廷相说：“居身之道，亦犹是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王廷相用此故事来告诫新御史们，新任要职，要走好每一步，以防一不小心踩进污泥浊水，受到污染。
◆《王廷相集》书影
泰州学派与王艮
“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它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
◆百姓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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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的非凡梦
王艮29岁时，做了一个非凡的梦。梦境中天坠落下来了，地上无数的人奔号求救，只见他奋然上前，高举双臂，一手托着天穹，一手把乱了次序的日月星辰重新排列归位，众人在他面前欢歌起舞，纷纷拜谢。大梦醒来，王艮不免又惊又喜，大汗如雨，顿觉心体洞彻，万物一体，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神圣感油然而生。他感到这个梦对他太重要了，于是极其慎重地记下了做梦的时间：“正德六年间，体仁三月半。”从这以后，泰州的人们就经常看到一个头戴五常冠，身穿深衣大带，手执笏板，“言尧之言，行尧之行”的当代奇人。
◆王艮碑刻像
何心隐的叛逆思想
晚明时期，理学的思想专制已经崩解，封建上层建筑中出现了深刻的裂痕。何心隐这样的“异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的。他们批判理学的专制僵化，揭露朝政的昏庸腐败，使思想界出现了生机蓬勃的活跃局面。
◆《何心隐集》书影
◆张居正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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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心隐和张居正
张居正任翰林时，前往会见何心隐，两个默默相对了一段时间，一句话都没说；张居正出来以后对耿天台说：“这是个巨妖，我一定要杀了他。”耿天台进去，看见何心隐在庭中慢慢走动，低头自言自语道：“这个妖物将来一定会当宰相，当了宰相一定会杀我，我将从哪里找一块弹丸之地来藏身呢？”这两个人不说话而以心神相互判断，判断之准令人惊讶，他们是天地中真正的相知啊。倘若何心隐不死于张居正之手，而老死在自家窗前，一定死不瞑目；倘若张居正当了宰相没来得及害何心隐，自家却先死了，也会死不瞑目的。
明代思想界的“异端”
李贽是中国历史上反封建传统反封建礼教反权威主义，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对后人反传统权威反君主专制反封建礼教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
◆李贽像
◆《焚书续焚书》书影
东林学派
东林学派的兴起，标榜气节，崇尚实学，号召人们关心时事，为国尽力，对于扭转士风起了积极的作用。
◆“东林旧址”石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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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子别集》书影
《东林点将录》与《水浒传》
以清流自许的东林党人同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进行了一系列的争斗。1624年，东林党人杨涟上书痛斥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但天启皇帝朱由校毫不理会。此后，魏忠贤便对东林党人进行了丧心病狂的报复。
魏忠贤指使党羽新都御史王绍徽编纂《东林点将录》，《东林点将录》仿照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中“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列东林党名单，如“黑旋风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活阎罗江西道御史方震孺”，“母夜叉礼部右侍郎张鼐”，“赤发鬼左通政使刘宗周”，“催命判官左通政涂一臻”……一看这些绰号与名字，让人很自然地把“东林党人”和“梁山贼寇”看作是一丘之貉。
魏忠贤之所以这样做，其原因是，“东林党人”与梁山贼寇人数相当，容易匹配；人们对水浒故事喜闻乐见，容易理解；明代视《水浒传》为反动书籍，向来禁止；上层社会视梁山贼寇为洪水魔兽，就连“东林党人”也对其嗤之以鼻。魏忠贤把二者刻意钩挂在一起，竭力把“东林党”组织化实体化妖魔化反动化，目的就是为以后的大屠杀提供正当的口实。
刘宗周和蕺山学派
刘宗周是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的殿军，他的思想学说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他开创的蕺山学派，在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史上影响很大。
◆刘宗周像
◆不食清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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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独”故事
据《后汉书杨震》记载:杨震四次调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到郡上任的时候，途经昌邑，过去他曾推荐的荆州秀才王密正在做昌邑的县令。晚上，王密去拜见杨震，怀中揣了十斤金子，送给杨震。杨震说：“我了解你，你不了解我，这是怎么回事呢？”王密说：“这么晚了，没有人能知道这件事。”杨震说：“天知道，神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么能说没人知道？”王密羞愧地退出去了。杨震的“慎独”堪称历代师表。
民主思想的萌芽
黄宗羲的学术思想承先启后，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他的那种一生奋斗不息目光永远向前不倦追求真知的精神必将永远激励后来的中国人。
◆浙江余姚黄宗羲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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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经过研究发现，中国历朝历代都在进行赋税改革，赋税改革目的很多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国家财政。每次赋税改革后，农民负担在短时间内确实会有所下降，但随后却又会增长到比改革进行前更高的水平，国家财政最后也得不到改善。换句话说就是不管怎么减，最后都增加。这一定律后被学者秦晖总结并命名为“黄宗羲定律”。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经过研究，决定彻底废除农业税，从此打破了这个怪圈。
◆《明夷待访录》书影
“百科全书派”思想家
方以智是明末清初中国的“百科全书派”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不但始终利用了《易经》这一古代的思想材料加以改造，并增添了时代所允许增添的新内容，而且也利用了禅学形式加以自由解释。但因为他奇特的身世遭遇，他的著作一度遭到禁毁，构成了人类禁书史上的一道奇观。
◆方以智。空山修竹图
◆方以智辑《通雅》书影
熊伯龙的无神论著作：《无何集》
《无何集》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无神论的优良传统，集纳从春秋战国以来经史子集中的无神论资料，从儒学立场出发，全面系统地批判了宗教神学和世俗迷信的各种表现，冲击了神权。该书在理论上虽有局限性，但仍不失为一部充满战斗精神的无神论著作。
◆江南贡院
专家点评
与熊伯龙同榜的状元黄冈刘子壮说：“钟陵作《无何集》，千载而后，定当与仲任（王充）齐名。”
一代大师何省斋说：“读此数篇，则《无何集》一书，无怪乎当今之世无有称之者。虽曰择《论衡》之精华，又采辑群书以补仲任之不足，可谓千载之异书，书林之宝笈也；然生于今时，谁其肯信？”
著名学者阎若璩则说：“予上下千古，自汉以前是一大异人，曰王仲作；自汉以后得一大异人，曰熊次侯。
顾炎武的启蒙思想
在以清代明的历史背景下，顾炎武认真总结明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以其远见卓识，汇集历史上志士仁人论道经邦的智慧，并加以适乎时代要求的发挥，来建构未来民族复兴的蓝图。
◆顾炎武像
◆《日知录》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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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究竟出自谁之口
多年来流行一种说法，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出自顾炎武之口。但出自顾炎武的哪一本书，却从未有人点明。刘洁修对顾炎武的著述翻检，仅在《日知录》卷十三《正始》篇中发现如下一段话：“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刘洁修继续查索，后来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找到答案：“今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夫我辈则多矣，欲尽人而自新，云胡可致？我勿问他人，问我而已。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刘洁修经过考辨之后，认为按照语言发展运用的实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语意本于顾炎武，而八字成文的语型则出自梁启超。
五百年来真正通天人之故者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是17世纪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王夫之的思想对后世产生过很大影响。谭嗣同认为他是“五百年来真正通天人之故者”。
◆王夫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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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给女儿的特别嫁妆
王夫之不仅在思想和认识上与一般人不同，他的所作所为也与世俗不同。
王夫之的大女儿要出嫁了，因王家世代做官，人们就以为他女儿的嫁妆一定很丰厚。婚期将近，王夫之也不慌不忙。女儿虽急，却也不好问父亲。热心的邻居也愿意为嫁妆帮忙，可王夫之说嫁妆基本料理完了。人们什么也没看到，都很奇怪。
结婚那天，女儿马上要离家了，王夫之打开书柜，捧出一个红漆木箱子，交给女儿说：“这就是我给你准备多年的嫁妆。”人们很好奇，一位迎亲的妇女借拿东西把箱子的盖掀开一看，里边是书和稿纸！周围的人开始大声议论。
王夫之女儿听到议论，心里委屈，就回房哭起来。王夫之走到女儿跟前说：“儿呀，你平时勤奋好学，很合乎我的心意。为准备你的嫁妆我想了很多，箱子里的东西，是我一生的学问。什么金银财宝也比不上有用的知识啊！”女儿听后喜笑颜开，让人抬着木箱上路了。
颜李学派和“清初思想解放的炸弹”
颜元是清代重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深刻地批判了程朱理学的空谈义理，主张从实际来判断认识；他反对脱离实际的学究式教育。他的思想不仅在清代有巨大影响，而且对现代社会也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他被梁启超称为“清初思想解放的炸弹”。
◆颜元祠堂
◆《颜习斋集》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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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元反省
有一次，颜元带领学生到野外进行射箭比赛。颜元连发六箭，箭箭射中靶心，学生们一片喝彩声。参加比赛的学生中成绩最好的也只射中两箭，大家都称赞颜老师是“神射手”。可是颜元却闷闷不乐，他感慨地对学生们说：“今天射箭比赛，你们射得都不如我，我深感内疚啊！”有个学生说：“老师的箭法，我们当学生的怎能比得上呢？”颜元心情沉重地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教你们射箭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可是你们仍没有我射得好，这是我教育的失败啊！”
批驳程朱理学的《孟子字义疏证》
在清廷文化专制高压之下和汉学鼎盛之时，戴震撰《孟子字义疏证》，系统阐发他反理学的哲学思想，这使他成为了晚明清初以来早期启蒙思想传统的继承者。他的思想也具有着反对封建主义的早期启蒙性质。
◆戴震画像
◆《孟子字义疏证》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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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以理杀人”
所谓“以理杀人”是戴震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说的批判。程朱理学，把理与欲二者对立起来，所谓“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戴氏认为理本是事物的分理条理，并不神秘，而情欲则是人人具有的，它们的关系是“欲其物，理其则”，“欲不可无，理存乎欲”，“理者，情之不爽失者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而程朱理学却离开人的生活实际去讲“理”，把人的正常生活也看做“人欲”，宣扬“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戴震认为这就是“以理杀人”，他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龚自珍尊性重情
龚自珍以巨大的思想勇气，继承了古代优秀的传统思想，又以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手法，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的腐败黑暗，呼吁社会的改革更法，宣传了民主主义的启蒙思想，掀开了近代思想史新的一页。
◆龚自珍雕像
◆《定庵全集》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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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以诗“炸”醒思想界
龚自珍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面临崩溃没落，逐渐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转折阶段。清统治者将皇权专制发展到了顶峰，他们不但把所有的臣民当成奴才，大兴文字狱，而且通过“论资升迁”的选官用人制度，训练出一大批效命于皇室的忠实鹰犬和唯唯诺诺的庸官。
龚自珍对此深恶痛绝，在道光十九年（1839）写下了一首思想锐利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热切地盼望中国能出现一场大的社会变革，让社会上下呈现一派蓬勃生动的气象，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参与创造新的局面。这对当时腐朽黑暗的封建专制和沉闷的思想界而言，无疑就像一声炸雷，使人警醒。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
动荡的晚清，西方工业文明与科技正以强大的冲击力撞击着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度，魏源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刻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促使国人开眼看世界。他为万马齐喑的中国科技界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也为以后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魏源像
◆《海国图志》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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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晚年为何入佛门
魏源作为近代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在晚年遁入空门，让后人多方讨论。这应该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家庭背景等有关系。清朝时期的佛教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社会影响上来说，都仅次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清世祖顺治带头“好佛”，康熙雍正乾隆不但“好佛”，还在弘扬佛教方面有不小的贡献，王公大臣贵胄显达亦纷纷念经拜佛，蔚然成风。魏源的祖父父亲均以乐善好施仗义疏财而有名。就这点而言，魏源“慧根”不浅。此外，魏源仕途不得意，改革的主张不能得到实现，在失望之下遁入佛门也是很有可能的。魏源过世后，他的子孙家里三代都设有佛堂，虔诚供佛。
曾国藩坚守理学
曾国藩一方面宣传“义理”和“卫道”，另一方面又宣传“经济”和学习西学，这反映了一代大儒对儒学传统伦理秩序眷恋不舍而又希冀借西学以自强的积极心态。他的思想使得儒学原有的狭小禁忌繁多的范畴得以丰富和发展，对于中国近代化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曾国藩像
◆曾国藩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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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用人
当年清廷在选派驻台湾的总督时，李鸿章推荐给曾国藩三个人。曾国藩为了测验三人中谁的品格最好，便故意约他们在某个时间到曾府去面谈。可是到了约定的时刻，曾国藩却故意不出面，让他们在客厅中等候，却暗中仔细观察他们的态度。只见其中两位都显得很不耐烦，不停地抱怨；还有一人则安安静静心平气和地欣赏墙上的字画。后来曾国藩考问他们客厅中的字画，只有这个人回答出来了。这个人就是刘铭传，后来成了台湾总督。
◎1农学农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