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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去小说网 www.27txt.info,最快更新随遇而安最新章节!

    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

    随遇而安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我不是一九五七年打成右派的,是一九五八年“补课”补上的,因为本系统指标不够。划右派还要有“指标”,这也有点奇怪。这指标不知是一个什么人所规定的。

    一九五七年我曾经因为一些言论而受到批判,那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判的。在小范围内开了几次会,发言都比较温和,有的甚至可以说很亲切。事后我还是照样编刊物,主持编辑部的日常工作,还随单位的领导和几个同志到河南林县调查过一次民歌。那次出差,给我买了一张软席卧铺车票,我才知道我已经享受“高干”待遇了。第一次坐软卧,心里很不安。我们在洛阳吃了黄河鲤鱼,随即到林县的红旗渠看了两三天。凿通了太行山,把漳河水引到河南来,水在山腰的石渠中活活地流着,很叫人感动。收集了不少民歌。有的民歌很有农民式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如想到将来渠里可以有“水猪”“水羊”,想到将来少男少女都会长得很漂亮。上了一次中岳嵩山。这里运载石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用人力拉的排子车,特别处是在车上装了一面帆,布帆受风,拉起来轻快得多。帆本是船上用的,这里却施之陆行的板车上,给我十分新鲜的印象。我们去的时候正是桐花盛开的季节,漫山遍野摇曳着淡紫色的繁花,如同梦境。从林县出来,有一条小河,河的一面是峭壁,一面是平野,岸边密植杨柳,河水清澈,沁人心脾。我好像曾经见过这条河,以后还会看到这样的河。这次旅行很愉快,我和同志们也相处得很融洽,没有一点隔阂,一点别扭。这次批判没有使我觉得受了伤害,没有留下阴影。

    一九五八年夏天,一天(我这人很糊涂,不记日记,许多事都记不准时间),我照常去上班,一上楼梯,过道里贴满了围攻我的大字报。要拔掉编辑部的“白旗”,措辞很激烈,已经出现“右派”字样。我顿时傻了。运动,都是这样:突然袭击。其实背后已经策划了一些日子,开了几次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只是本人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这可以说是暗算。但愿这种暗算以后少来,这实在是很伤人的。如果当时量一量血压,一定会猛然增高。我是有实际数据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一天早上看到一批侮辱性的大字报,到医务所量了量血压,低压110,高压170。平常我的血压是相当平稳正常的,90~130。我觉得卫生部应该发一个文件: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袭击式的政治运动。

    开了不知多少次批判会,所有的同志都发了言,不发言是不行的。我规规矩矩地听着,记录下这些发言。这些发言我已经完全都忘了,便是当时也没有记住,因为我觉得这好像不是说的我,是说的另外一个别的人,或者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设的、虚空的对象。有两个发言我还留下印象。我为一组义和团故事写过一篇读后感,题目是《仇恨·轻蔑·自豪》。这位同志说:“你对谁仇恨?轻蔑谁?自豪什么?”我发表过一组极短的诗,其中有一首《早春》,原文如下:

    (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杪,完全不像是叶子……)

    远树的绿色的呼吸。

    批判的同志说:连呼吸都是绿的了,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污蔑到了什么程度?!听到这样的批判,我只有停笔不记,愣在那里。我想辩解两句,行吗?当时我想:鲁迅曾说“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现在本来应该到了可行的时候,但还是不行。所谓“大辩论”,其实是“大辩认”,他辩你认。稍微辩解,便是“态度问题”。态度好,问题可以减轻;态度不好,加重。问题是问题,态度是态度,问题大小是客观存在,怎么能因为态度如何而膨大或收缩呢?许多错案都是因为本人为了态度好而屈认,而造成的。假如再有运动(阿弥陀佛,但愿真的不再有了),对实事求是、据理力争的同志应予表扬。

    开了多次会,批判的同志实在没有多少可说的了。那两位批判《仇恨·轻蔑·自豪》和“绿色的呼吸”的同志当然也知道这样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批判“绿色的呼吸”的同志本人是诗人,他当然知道诗是不能这样引申解释的。他们也是没话找话说,不得已。我因此觉得开批判会对被批判者是过关,对批判者也是过关。他们也并不好受。因此,我当时就对他们没有怨恨,甚至还有点同情。我们以前是朋友,以后的关系也不错。我记下这两个例子,只是说明批判是一出荒诞戏剧,如莎士比亚说,所有的上场的人都只是角色。

    我在一篇写右派的小说里写过:“写了无数次检查,听了无数次批判……她不再觉得痛苦,只是非常的疲倦。她想:定一个什么罪名,给一个什么处分都行,只求快一点,快一点过去,不要再开会,不要再写检查。”这是我的亲身体会。其实,问题只是那一些,只要写一次检查,开一次会,甚至一次会不开,就可以定案。但是不,非得开够了“数”不可。原来运动是一种疲劳战术,非得把人搞得极度疲劳,身心交瘁,丧失一切意志,瘫软在地上不可。我写了多次检查,一次比一次更没有内容,更不深刻,但是我知道,就要收场了,因为大家都累了。

    结论下来了:定为一般右派,下放农村劳动。

    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我在那篇写右派的小说里写道:“……她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我那天回到家里,见到爱人说,“定成右派了”,脸上就是带着这种奇怪的微笑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

    我想起金圣叹。金圣叹在临刑前给人写信,说:“杀头,至痛也,……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有人说这不可靠。金圣叹给儿子的信中说:“字谕大儿知悉,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滋味。”有人说这更不可靠。我以前也不大相信,临刑之前,怎能开这种玩笑?现在,我相信这是真实的。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鲁迅说金圣叹“化屠夫的凶残为一笑”,鲁迅没有被杀过头,也没有当过右派,他没有这种体验。

    另一方面,我又是真心实意地认为我是犯了错误,是有罪的,是需要改造的。我下放劳动的地点是张家口沙岭子。离家前我爱人单位正在搞军事化,受军事训练,她不能请假回来送我。我留了一个条子:“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就背起行李,上了火车。

    右派的遭遇各不相同,有幸有不幸。我这个右派算是很幸运的,没有受多少罪。我下放的单位是一个地区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里有不少技师、技术员,所领导对知识分子是了解的,只是在干部和农业工人的组长一级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和我同时下放到这里的还有另外几个人),并没有在全体职工面前宣布我们的问题。不少农业工人(也就是农民)不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只说是毛主席叫我们下来锻炼锻炼的。因此,我们并未受到歧视。

    初干农活,当然很累。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真够一呛。我这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这句话的意义。但还是咬着牙挺过来了。我当时想:只要我下一步不倒下来,死掉,我就得拼命地干。大部分的农活我都干过,力气也增长了,能够扛170斤重的一麻袋粮食稳稳地走上和地面成45度角那样陡的高跳。后来相对固定在果园上班。果园的活比较轻松,也比“大田”有意思。最常干的活是给果树喷波尔多液。硫酸铜加石灰,兑上适量的水,便是波尔多液,颜色浅蓝如晴空,很好看。喷波尔多液是为了防治果树病害,是常年要喷的。喷波尔多液是个细致活,不能喷得太少,太少了不起作用;不能太多,太多了果树叶子挂不住,流了。叶面、叶背都得喷到。许多工人没这个耐心,于是喷波尔多液的工作大部分落在我的头上,我成了喷波尔多液的能手。喷波尔多液次数多了,我的几件白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

    我们和农业工人干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窝挨着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农业工人在枕头上和我说了一些心里话,没有顾忌。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了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这对我确立以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是很有好处的。

    我们在下面也有文娱活动。这里兴唱山西梆子(中路梆子),工人里不少都会唱两句。我去给他们化装。原来唱旦角的都是用粉妆——鹅蛋粉、胭脂、黑锅烟子描眉。我改成用戏剧油彩,这比粉妆要漂亮得多。我勾的脸谱比张家口专业剧团的“黑”(山西梆子谓花脸为“黑”)还要干净讲究。遇春节,沙岭子堡(镇)闹社火,几个年轻的女工要去跑旱船,我用油底浅妆把她们一个个打扮得如花似玉,轰动一堡,几个女工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和几个职工还合演过戏,我记得演过的有小歌剧《三月三》、崔嵬的独幕话剧《十六条枪》。一年除夕,在“堡”里演话剧,海报上特别标出一行字:

    台上有布景

    这里的老乡还没有见过个布景。这布景是我们指导着一个木工做的。演完戏,我还要赶火车回北京,连妆都没卸干净,就上了车。

    一九五九年底给我们几个人作鉴定,参加的有工人组长和部分干部。工人组长一致认为:老汪干活不藏奸,和群众关系好,“人性”不错,可以摘掉右派帽子。所领导考虑,才下来一年,太快了,再等一年吧。这样,我就在一九六〇年在交了一个思想总结后,经所领导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时无接收单位,在本所协助工作。

    我的“工作”主要是画画。我参加过地区农展会的美术工作(我用多种土农药在展览牌上粘贴出一幅很大的松鹤图,色调古雅,这里美术中专的一位教员曾特别带着学生来观摩),我在所里布置过“超声波展览馆”(“超声波”怎样用图像表现?声波是看不见的,没有办法,我就画了农林牧副渔多种产品,上面一律用圆规蘸白粉画了一圈又一圈同心圆)。我的“巨著”,是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这是所里给我的任务。

    这个所有一个下属单位“马铃薯研究站”,设在沽源。为什么设在沽源?沽源在坝上,是高寒地区(有一年下大雪,沽源西门外的积雪跟城墙一般高)。马铃薯本是高寒地带的作物,在南方种几年,就会退化,需要到坝上调种。沽源是供应全国薯种的基地,研究站设在这里,理所当然。这里集中了全国各地、各个品种的马铃薯,不下百来种,我在张家口买了纸、颜料、笔,带了在沙岭子新华书店买得的《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和两册《容斋随笔》(沙岭子新华书店进了这几种书也很奇怪,如果不是我买,大概永远也卖不出去),就坐长途汽车,奔向沽源,其时在八月下旬。

    我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没有领导,不用开会,就我一个人,自己管自己。这时正是马铃薯开花,我每天蹚着露水,到试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画。我曾经给北京的朋友写过一首长诗,叙述我的生活。全诗已忘,只记得两句:

    坐对一丛花,

    眸子炯如虎。

    下午,画马铃薯的叶子。天渐渐凉了,马铃薯陆续成熟,就开始画薯块。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一块马铃薯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沽源是绝塞孤城。这本来是一个军台。清代制度,大臣犯罪,往往由帝皇批示“发往军台效力”,这处分比充军要轻一些(名曰“效力”,实际上大臣自己并不去,只是闲住在张家口,花钱雇一个人去军台充数)。

    我于是在《容斋随笔》的扉页上,用朱笔画了一方图章,文曰:

    效力军台

    白天画画,晚上就看我带去的几本书。

    一九六二年初,我调回北京,在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直至离休。

    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等于不是右派了。“文革”期间,有人来外调,我写了一个旁证材料。人事科的同志在材料上加了批注:

    该人是摘帽右派。所提供情况,仅供参考。

    我对“摘帽右派”很反感,对“该人”也很反感。“该人”跟“该犯”差不了多少。我不知道我们的人事干部从什么地方学来的这种带封建意味的称谓。

    “文化大革命”,我是本单位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因为有“前科”。

    “文革”期间给我贴的大字报,标题是:

    老右派,新表演

    我搞了一个时期的“样板戏”,江青似乎很赏识我,于是忽然有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这主要当然是因为我曾是右派。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给全国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平反,我才算跟右派的影子告别。我到原单位去交材料,并向经办我的专案的同志道谢:“为了我的问题的平反,你们做了很多工作,麻烦你们了,谢谢!”那几位同志说:“别说这些了吧!二十年了!”

    有人问我:“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他们大概觉得我的精神状态不错,有些奇怪,想了解我是凭仗什么力量支持过来的。我回答:“随遇而安。”

    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的心态,这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会产生消极作用的。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实证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

    多年父子成兄弟

    这是我父亲的一句名言。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认为乐器中最难的其实是胡琴,看起来简单,只有两根弦,但是变化很多,两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现在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的一层。他的胡琴音色刚亮。胡琴码子都是他自己刻的,他认为买来的不中使。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他养的一盆素心兰在我母亲病故那年死了,从此他就不再养花。我母亲死后,他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作衣料,单夹皮棉,四时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羊羔、灰鼠、狐肷。

    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孩子头”。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们那里叫“百脚”),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结实而轻,这样风筝可笔直地飞上去,没有“肚儿”。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未见过第二人。清明节前,小麦还没有“起身”,是不怕践踏的,而且越踏会越长得旺。孩子们在屋里闷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跃,身心都极其畅快。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再一块一块逗拢,接缝处用胶水粘牢,做成小桥、小亭子、八角玲珑水晶球。桥、亭、球是中空的,里面养了金铃子。从外面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自在爬行,振翅鸣叫。他会做各种灯。用浅绿透明的“鱼鳞纸”扎了一只纺织娘,栩栩如生。用西洋红染了色,上深下浅,通草做花瓣,做了一个重瓣荷花灯,真是美极了。用小西瓜(这是拉秧的小瓜,因其小,不中吃,叫作“打瓜”或“笃瓜”)上开小口,挖净瓜瓤,在瓜皮上雕镂出极细的花纹,做成西瓜灯。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穿街过巷,邻居的孩子都跟过来看,非常羡慕。

    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时候,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时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画画,我小时也喜欢画画,但他从不指点我。他画画时,我在旁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瞎抹。我对写意花卉那时还不大会欣赏,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或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瀑布。我小时字写得不错,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意。在我写过一阵《圭峰碑》和《多宝塔》以后,他建议我写写《张猛龙》。这建议是很好的,到现在我写的字还有《张猛龙》的影响。我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学里有几个能唱戏的。学校开同乐会,他应我的邀请,到学校去伴奏。几个同学都只是清唱。有一个姓费的同学借到一顶纱帽,一件蓝官衣,扮起来唱《朱砂井》,但是没有配角,没有衙役,没有犯人,只是一个赵廉,摇着马鞭在台上走了两圈,唱了一段“郿坞县在马上心神不定”,便完事下场。父亲那么大的人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张家口农村劳动,他那时从幼儿园刚毕业,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我也只好赶紧学会汉语拼音,好给他写回信。“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黑帮”,关进“牛棚”。偶尔回家,孩子们对我还是很亲热。我的老伴告诫他们:“你们要和爸爸‘划清界限’。”儿子反问母亲:“那你怎么还给他打酒?”只有一件事,两代之间,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县[1]“插队落户”。按规定,春节可以回京探亲,我们等着他回来。不料他同时带回了一个同学。他这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军将领。这个同学在北京已经没有家,按照大队的规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伙同学的秘密帮助下,我的儿子就偷偷地把他带回来了。他连“临时户口”也不能上,是个“黑人”,我们留他在家住,等于“窝藏”了他。公安局随时可以来查户口,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也可能举报。当时人人自危,自顾不暇,儿子惹了这么一个麻烦,使我们非常为难。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们的卧室,对他的冒失行为表示很不满,我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我们这种怕担干系的思想是庸俗的。我们对儿子和同学之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对他的感情不够尊重。他的同学在我们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离去。

    对儿子的几次恋爱,我采取的态度是“闻而不问”,了解,但不干涉。我们相信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决定。最后,他悄悄和一个小学时期的女同学好上了,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已近七岁。

    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1]忻县,即现在的忻州市。

    晚年

    我们楼下随时有三个人坐着。他们都是住在这座楼里的。每天一早,吃罢早饭,他们各人提了马扎,来了。他们并没有约好,但是时间都差不多,前后差不了几分钟。他们在副食店墙根下坐下,挨得很近。坐到快中午了,回家吃饭。下午两点来钟,又来坐着,一直坐到副食店关门了,回家吃晚饭。只要不是刮大风,下雨,下雪,他们都在这里坐着。

    一个是老佟。和我住一层楼,是近邻。有时在电梯口见着,也寒暄两句:“吃啦?”“上街买菜?”解放前他在国民党一个什么机关当过小职员,解放后拉过几年排子车,早退休了。现在过得还可以。一个孙女已经读大学三年级了。他八十三岁了。他的相貌举止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脑袋很圆,面色微黑,有几块很大的老人斑。眼色总是平静的。他除了坐着,有时也遛个小弯,提着他的马扎,一步一步,走得很慢。

    一个是老辛。老辛的样子有点奇特。块头很大,肩背又宽又厚,身体结实如牛。脸色紫红紫红的。他的眉毛很浓,不是两道,而是两丛。他的头发、胡子都长得很快,刚剃了头没几天,就又是一头乌黑的头发,满腮乌黑的短胡子。好像他的眉毛也在不断往外长。他的眼珠子是乌黑的。他的神情很怪。坐得很直,脑袋稍向后仰,蹙着浓眉,双眼直视路上行人,嘴唇啜着,好像在往里用力地吸气。好像愤愤不平,又像藐视众生,看不惯一切,心里在想:你们是什么东西!我问过同楼住的街坊:他怎么总是这样的神情?街坊说:他就是这个样子!后来我听说他原来是一个机关食堂煮猪头肉、猪蹄、猪下水的。那么他是不会怒视这个世界,蔑视谁的。他就是这个样子。他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他脑子里在想什么?还是什么都不想?他岁数不大,六十刚刚出头,退休还不到两年。

    一个是老许。他最大,八十七了。他面色苍黑,有几颗麻子,看不出有八十七了——看不出有多大年龄。这老头怪有意思。他有两串数珠——说“数珠”不大对,因为他并不信佛,也不“掐”它。一串是核桃的,一串是山桃核的。有时他把两串都带下来,绕在腕子上。有时只带一串山桃核的,因为核桃的太大,也沉。山桃核有年头了,已经叫他的腕子磨得很光润。他不时将他的数珠改装一次,拆散了,加几个原来是钉在小孩子帽子上的小银铃铛之类的东西,再穿好。有一次是加了十个算盘珠。过路人有的停下来看看他的数珠,他就把袖子向上提提,叫数珠露出更多。他两手戴了几个戒指,一看就是黄铜的,然而他告诉人是金的。他用一个钥匙链,一头拴在纽扣上,一头拖出来,塞在左边的上衣口袋里,就像早年间戴怀表一样。他自己感觉,这就是怀表。他在上衣口袋里插着两支塑料圆珠笔的空壳——是他的孙女用剩下的,一支白色的,一支粉红的。我问老佟:“他怎么爱搞这些?”老佟说:“弄好些零碎!”他年轻时“跑”过“腿”,做过买卖。我很想跟他聊聊。问他话,他只是冲我笑笑。老佟说:“他是个聋子。”

    这三个在一处一坐坐半天,彼此都不说话。既然不说话,为什么坐得挨得这样近呢?大概人总得有个伴,即使一句话也不说。

    老辛得过一次小中风(他这样结实的身体怎么会中风呢?),但是没多少时候就好了。现在走起路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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