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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生活,是很好玩的。

    道士二题

    马道士

    马道士是一个有点特别的道士,和一般道士不一样。他随时穿着道装,我们那里当道士只是一种职业,除了到人家诵经,才穿了法衣——高方巾,绣了八卦的“鹤氅”,平常都只是穿了和平常人一样的衣衫,走在街上和生意买卖人没有什么两样。马道士的道装也有点特别,不是很宽大,很长——我们那里说人衣服宽长不合体,常说“像个道袍”,而是短才过胫。斜领,白布袜,青布鞋。尤其特别的是他头上的那顶道冠。这顶道冠是个上面略宽,下面略窄,前面稍高,后面稍矮的一个马蹄状的圆筒,黑缎子的。冠顶留出一个圆洞,露出梳得溜光的发髻。这种道冠不知道叫什么冠,全城只有马道士一个人戴这种冠,我在别处也没见过。

    马道士头发很黑,胡子也很黑,双目炯炯,说话声音洪亮,中等身材,但很结实。

    他不参加一般道士的活动,不到人家念经,不接引亡魂过升仙桥,不“散花”(道士做法事,到晚上,各执琉璃荷花灯一盏,迂回穿插,跑出舞蹈队形,谓之“散花”),更不搞画符捉妖。他是个独来独往的道士。

    他无家无室(一般道士是娶妻生子的),一个人住在炼阳观。炼阳观是个相当大的道观,前面的大殿里也有太上老君、值日功曹的塑像,也有人来求签、掷珓……马道士概不过问,他一个人住在最后面的吕祖楼里。

    吕祖楼是一座孤零零的很小的楼,没有围墙,楼北即是“阴城”,是一片无主的荒坟,住在这里真是“与鬼为邻”。马道士坐在楼上读道书,读医书,很少下楼。

    他靠什么生活呢?他懂医道,有时有人找他看病,送他一点钱——他开的方子都是一般的药,并没有什么仙丹之类。

    他开了一小片地,种了一畦萝卜,一畦青菜,够他吃的了。

    有时他也出观上街,买几升米,买一点油盐酱醋。

    吕祖楼四周有二三十棵梅花,都是红梅,不知是原来就有,还是马道士手种的。春天,梅花开得极好,但是没有什么人来看花,很多人甚至不知道炼阳观吕祖楼下有梅花,我们那里梅花甚少,顶多有人家在庭院里种一两棵,像这样二三十棵长了一圈的地方,没有。

    马道士在梅花丛中的小楼上读道书,读医书。

    我从小就觉得马道士属于道教里的一个什么特殊的支派,和混饭吃的俗道士不同。他是从哪里来的呢?

    前几年我回家乡一趟,想看看炼阳观,早就没有了。吕祖楼、梅花,当然也没有了。马道士早就“羽化”了。

    五坛

    五坛是个道观,离我家很近,由傅公桥往东走十来分钟就到。观北澄子河,门外是一条一步可以跨过的水渠,水很清,沿渠种了一排怪柳。渠以南是一片农田,稻子麦子都长得很好,碧绿碧绿。五坛的正名是“五五社”,坛的大门匾上刻着这三个字,可是大家都叫它“五坛”。有人问路:“五五社在哪里?”倒没有什么人知道。为什么叫个“五坛”“五五社”?不知道。道教对数目有一种神秘观念,对“五”尤其是这样。也许这和“太极”“无极”有一点什么关系,不知道。我小时候不知道,现在也还是不知道。真是“道可道,非常道”!

    五坛的门总是关着的。但是门里并未下闩,轻轻一推,就可以进去。

    门里耳房里站着一个道童,管看门、扫地、焚香。除他以外,没有一个人,静悄悄的。天井两头种了四棵相当高大的树。东边是两棵玉兰,西边是两棵桂花。玉兰盛开,洁白耀眼。桂花盛开,香飘坛外。左侧有一个放生池,养着乌龟。正面的三清殿上塑着太上老君的金身,比常人还稍矮一点。前面是念经的长案,长案上整整齐齐地排了一刊经卷。经案下是一列拜垫,盖着大红毡子。炉里烧的是檀香,香气清雅。

    五坛的道士不是普通的道士,他们入坛,在道,只是一种信仰,并不以此为职业,他们都是有家有业,有身份的人。如叶恒昌,是恒记桐油栈的老板。桐油栈是要有雄厚的资金的。如高西园,是中学的历史教员。人们称呼他们时也只是“叶老板”“高老师”,不称其在教中的道名。

    他们定期到坛里诵经(远远的可以听到诵经的乐曲和钟磬声音)。一般只是在坛里,除非有人诚敬恭请,不到人家作法事。他们念的经也和一般道士不一样,听说念的是《南华经》——《庄子》,这很奇怪。

    五坛常常扶乩,我没有见过扶乩,据说是由两个人各扶着一个木制的丁字形的架子,下面是一个沙盘,降神后,丁字架下垂部分即在沙盘上画出字来。扶乩由来已久,明清后尤其盛行。张岱的《陶庵梦忆》即有记载。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录了很多乩语,乩诗。纪晓岚是个严肃的人,所录当不是造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以为这值得研究研究,不能用“迷信”二字一笔抹杀。

    每年正月十五后一二日(扶乩一般在正月十五举行),五坛即将“乩语”木板刻印,分送各家店铺,大约四指宽,六七寸长。这些“乩语”倒没有神秘色彩,只是用通俗的韵文预卜今年是否风调雨顺,宜麦宜豆,人畜是否平安,有无水旱灾情。是否灵验,人们也在信与不信之间。

    关于五坛,有这么一个故事。

    蓝廷芳是个医生,是“外路人”。他得知五坛的道士道行高尚,法力很深,到五坛顶礼跪拜,请五坛道长到他家里为他父亲的亡魂超度。那天的正座是叶恒昌。

    到“召请”(把亡魂摄到法坛,谓之“召请”),经案上的烛火忽然变成蓝色,而且烛焰倾向一边,经案前的桌帷无风自起。同案诵经的道士都惊恐色变,叶恒昌使眼色令诸人勿动。

    法事之后,叶恒昌问蓝廷芳:“令尊是怎么死的?”

    蓝廷芳问叶恒昌看见了什么。

    叶恒昌说:“只见一个人,身着罪衣,一路打滚,滚出桌帷。”

    蓝廷芳只得说实话:他父亲犯了罪,在充军路上,被解差乱棍打死。

    蓝廷芳和叶恒昌我都认识。蓝廷芳住在竺家巷口,就在我家后门的斜对面。叶恒昌的恒记桐油栈在新巷口,我上小学时上学、放学都要从桐油栈门口走过,常看见叶恒昌端坐在柜台里面。叶恒昌是个大个子,看起来好像很有道行。但是我没有问过叶恒昌和蓝廷芳有没有这么回事。一来,我当时还是个孩子,二来,这种事也不便问人家。

    但是我很早就认为这只是一个故事。

    而且这故事叫我很不舒服,为什么使我不舒服,我也说不清。

    我常到五坛前面的渠里去捉乌龟。下了几天大雨,五坛放生池的水涨平岸,乌龟就会爬出来,爬到渠里快快活活地游泳。

    《庄子》被人当作“经”念,而且有腔有调,而且敲钟击磬,这实在有点滑稽。

    白马庙

    我教的中学从观音寺迁到白马庙,我在白马庙住过一年。白马庙没有庙,这是由篆塘到大观楼之间的一个镇子。我们住的房子形状很特别,像是卡通电影上画的房子,我们就叫它卡通房子。前几年日本飞机常来轰炸,有钱的人多在近郊盖了房子,躲警报。这二年日本飞机不来了,这些房子都空了下来,学校就租了当教员宿舍。这些房子的设计都有点别出心裁,而以我们住的卡通房子最显眼,老远就看得见。

    卡通房子门前有一条土路,通过马路,三面都是农田,不挨人家。我上课之余,除了在屋里看看书,常常伏在窗台上看农民种田。看插秧,看两个人用一个戽斗戽水。看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用一个长柄的锄头挖地。这个孩子挖几锄头就要停一停,唱一句歌。他的歌有音无字,只有一句,但是很好听。长日悠悠,一片安静。我那时正在读《庄子》。在这样的环境中读《庄子》,真是太合适了。

    这样的不挨人家的“独立家屋”有一点不好,是招小偷。曾有小偷光顾过一次。发觉之后,几位教员拿了棍棒到处搜索,闹腾了一阵,无所得。我和松卿有一次到城里看电影,晚上回来,快到大门时,从路旁沟里蹿出一条黑影,跑了。是一个俟机翻墙行窃的小偷。

    小偷不少。教导主任老杨曾当美军译员,穿了一条美军将军呢的毛料裤子,晚上睡觉,盖在被窝上压脚。那天闹小偷。他醒来,拧开电灯看看,将军呢裤子没了。他翻了个身,接茬睡他的觉。我们那时都是这样,得、失无所谓,而可失之物亦不多,只要不是真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怎么着也能混得过去——这位老兄从美军复员,领到一笔复员费,崭新的票子放在夹克上衣口袋里,打了一夜沙蟹,几乎全部输光。

    学校的教员有的在校内住,也有住在城里,到这里来兼课的。坐马车来,很方便。朱德熙有一次下了马车,被马咬了一口!咬在胸脯上,胸上落了马的牙印,衣服却没有破。

    镇上有一个卖油盐酱醋香烟火柴的杂货铺,一家猪肉案子,还有一个做饵块的作坊。我去看过工人做饵块,小枕头大的那么一坨,不知道怎么竟能蒸熟。

    饵块作坊门前有一道砖桥,可以通到河南边。桥南是菜地,我们随时可以吃到刚拔起来的新鲜蔬菜。临河有一家茶馆,茶客不少。靠窗而坐,可以看见河里的船,船上的人,风景很好。

    使我惊奇的是东壁粉墙上画了一壁茶花,画得满满的。墨线勾边,涂了很重的颜色,大红花,鲜绿的叶子,画得很工整,花、叶多对称,很天真可爱。这显然不是文人画。我问冲茶的堂倌:“这画是谁画的?”“哑巴——他就爱画,哪样上头都画。他画又不要钱,自己贴颜色,就叫他画吧!”

    过两天,我看见一个挑粪的,粪桶是新的,粪桶近桶口处画了一周遭串枝莲,墨线勾成,笔如铁线,匀匀净净。不用问,这又是那个哑巴画的。粪桶上描花,真是少见。

    听说哑巴岁数不大,二十来岁。他没有跟谁学过,就是自己画。

    我记得白马庙,主要就是因为这里有一个画画的哑巴。

    老董

    为了写国子监,我到国子监去逛了一趟,不得要领。从首都图书馆抱了几十本书回来,看了几天,看得眼花气闷,而所得不多。后来,我去找一个“老”朋友聊了两个晚上,倒像是明白了不少事情。我这朋友世代在国子监当差,“侍候”过翁同龢、陆润庠、王垿等祭酒,给新科状元打过“状元及第”的旗,国子监生人,今年七十三岁,姓董。

    ——引自《国子监》

    我写《国子监》大概是一九五四年,老董如果活着,已经一百一十岁了。

    我认识老董是在午门历史博物馆,时间大概是一九四八年春末夏初。

    老历史博物馆人事简单,馆长以下有两位大学毕业生,一位是学考古的,一位是学博物馆专业的;一位马先生管仓库,一位张先生是会计,一个小赵管采购,以上是职员。有八九个工人。工人大部分是陈列室的看守,看着正殿上的宝座、袁世凯祭孔时官员穿的道袍不像道袍的古怪服装、没有多大价值的文物。有一个工人是个聋子,专管扫地,扫五凤楼前的大石坪、甬道。聋子爱说话,但是他的话我听不懂,只知道他原先是银行职员,不知道怎样沦为工人了,再有就是老董和他的儿子德启。老董只管掸掸办公室的尘土,拔拔广坪石缝中的草。德启管送信。他每天把一堆信排好次序,“绺一绺道”,跨上自行车出天安门。

    老董曾经“阔”过。

    据朋友老董说,纳监的监子除了要向吏部交一笔钱,领取一张“护照”外,还需向国子监交钱领“监照”——就是大学毕业证书,照例一张监照,交银一两七钱。国子监旧例,积银二百八十两,算一个“字”,按“千字文”数,有一个字算一个字,平均每年约收入五百字上下。我算了算,每年国子监收入的监照银约有十四万两。……这十四万两银子照国家规定是不上缴的,由国子监官吏皂役按份摊分……据老董说,连他一个“字”也分五钱八分,一年也从这一项上收入二百八九十两银子!

    老董说,国子监还有许多定例。比如,像他,是典籍厅的刷印匠,管给学生“做卷”——印制作文用的红格本子,这事包给了他,每月例领十三两银子。他父亲在时还会这宗手艺,到他时则根本没有学过,只是到大栅栏口买一刀毛边纸,拿到琉璃厂找铺子去印,成本共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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