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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族、回族、藏族代表，他们基本上已经剪了辫子，戴着礼帽。
就职仪式开始，军乐队奏起了共和国的国歌，梁启超将总统誓词双手递给李经述。李经述接过誓词，信步走到台前。他那天一身戎装，腰佩军刀，上身挺得笔直，辫子也剪了，双目炯炯有神，唇边留着德国皇帝威廉式的短胡须，让人肃然起敬。议员们和军政代表们向着他为中心，站立围成了一个半圆。
礼炮响过108响之后，李经述双手捧着誓词，开始宣读：“共和国建设造端，百废待治，本人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弗渝。”
念完，李经述并不满足照本宣科，脱稿讲到：“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共和国无疆之幸福。嗣后一切设施。自应谨遵法律办理，以法治为根基，以守法为要议，使中国成为强大之国家。为四万万同胞谋取无穷之幸福。”
院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两名喇叭上前敬献了洁白的哈达。李经述戴上后，继续说：“我不否认，我们中国现在是忧患重重，我更不否认我们建国前途，是十分艰巨，民主的基础条件，还是薄弱。但是时代的力量，已使我们向民主宪政前途里程碑迈出了第一步。尽管横在面前的还有汹涌的波涛，而我们必须迈步前进，任何困难不能阻挠。”
掌声又一次响起，李经述面色沉重，接着说：“我不否认，每个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私利和私欲，每个人都有，每个家族都有，但是，现在国家譬如一条在惊涛骇浪中行驶的大船，大家必须合力，才能避免船搁浅。现在施行的军政，我知道很多人不满意，但民主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尤其是共和民主，美利坚施行共和一百多年，黑人和土著还没有选举权，排华法案依然存在。由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财政改革、土地改革、经济改革、教育改革、军事改革。都要一步一步进行。我也希望中国能一下子就成为民主、富强、文明之国家。但是，血和泪的教训告诉我们，路还是得一步步走，我希望诸位多一些耐心，则中国一定会走向宪政。如果谁鼓吹暴力，破坏大局，不管以什么名义，都将实为人民公敌！就职典礼结束后，拜托各位各行其职，共度时艰，将中国建设为亚细亚第一强国而努力奋斗。”
讲完之后，议员、各部总长和各省主席和代表纷纷再次鼓掌，李经述鞠躬感谢。军乐再次响起，典礼结束，举行欢迎宴会，李经述走下去，和他们一起庆祝。
当场，中国和英国、美国等国家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引进了一大批外国专家，特别是美国专家。
这时的美国，对中国没有什么领土野心，也没有多少殖民利益，相反，对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十分友好，不仅低息贷款给中国五百万美元，还派了大批专家来华，包括经济专家、农业专家，指导中国改革。
内阁总理盛宣怀和财政总长席家栋也是搞经济的好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出台了《国币条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币制，全国都统一用银元，银元的正面是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李鸿章的头像，背面是共和国国旗五色旗图案。
这次币制改革，政府要求各省流通的旧币和纸钞按比例兑换，按每人一块银元计算，全国大概发行了四万万银元的新币。尽管政府回收回来的很多地方的旧币，比如银两成色不足，有的短斤少两，但因为有日本的三千三百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席氏家族说服了上海金融界还有各国洋行的支持，席家栋还成立了的国家银行，发行了五年期、十年期的国债，筹措了两亿元的资金。
个别地方钱庄和票号不服从改革的，军政府出面枪毙了钱庄的老板，比如冯国璋就在山西枪毙了两个钱庄的老板，将他们的财产充公，议员们意见很大，李经述也只是电令冯国璋“下不为例！”因为李经述知道，非常时期，就要用非常之法。这时候，*制度可以显示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到1896年3月，中国的币制改革顺利完成。然后，政府彻底改革了生铁的专营制度，包括七条干线，总里程超过七千里的铁路开始修建，政府为矿产开发也制定了激励措施，农商部成立了标准化的农场，在国家的主要行业，如茶叶和丝绸行业，大规模执行标准化以利于出口。
在1896年，盛宣怀领导的政府，还推动丝绸和棉纺工业现代化，在上海、江苏、山东、山西、河北、浙江六个省建立了30多个现代化的棉纺厂，湖北、河北等地还引进了鼓风炉和现代炼铁技术，中国生铁的产量达到三十万吨，基本自给自足。
中央政府还用国债的方式，向一些大地主赎买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中央政府还在东北和内蒙古设立新的垦殖区，向这些地方移民两百万人，大力开荒，这一区域开垦后，一年生产的粮食够养活三亿人。
与此同时，全国的新学校，特别是师范学校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因为中国本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全国师范学堂成立了一百四十多所，参加新学的学生全国达到一万两千名，上千名留学生回国效力。科举考试的贡院大墙被推倒，重新建成了大学，西式医学院也建立了起来。
严复还在全国的学校推广梁启超等人创造的白话文，开发民智。白话书报在各地涌现，日见兴盛，其中白话报纸有10多种，白话教科书有50多种，白话小说有1500多种。
到1896年底，中国的贸易额破纪录达到了四亿美元，中央政府的收入达到了二万七千万元，其中田赋收入八千万元、厘金及杂捐四千万元、海关关税三千万元、盐税八千万元，烟酒税四千万元，印花税六百万元，比1895年翻了一番，达到了内阁总理盛宣怀和财政总长席家栋设定的目标。几万名海外华人见状，纷纷回国经商，带回的资金高达一亿美元。
这些新政改革，让美国、英国等对中国刮目相看，很多商人纷纷从日本转移到中国投资，毕竟，日本的弹丸小市场，不值得与中国这个有四万万人口的大市场相提并论，日本本来就不景气的经济雪上加霜，对大隈重信领导的政府越来越不满，一些军国主义分子在东京开始蠢蠢欲动，想要推翻现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