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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温饱的刘永福决定造反，投奔上思隆安地区的天地会旗头郑三，开始了他曲折而颇具传奇色彩的军事生涯，后来兵败入越南组织黑旗军，“为越南削平敌寇”，“为中国捍蔽边疆”。
中法战争之后，刘永福率黑旗军三千将士回国。但因为他是天地会的土匪出身，当时的清廷对他很不信任，各方面的歧视和刁难，下令裁减，黑旗军显示裁撤到1200人，次年又逐渐裁减至300人。李经述向李鸿章举荐。李鸿章也认为刘永福“真乃高人一筹，诸统领莫及焉！”，他的黑旗军得以恢复到八个营，三千二百人，调到越南驻扎。
张之洞对刘永福也甚为欣赏。认为刘永福为“数千年中华吐气”的“义勇奇男子”。第二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副总统张之洞的大力举荐，李经述任命刘永福为越南都督。他早在中法战争时，就意识到黑旗军的装备落后，于是在越南练就了新黑旗军二万人，全部换上了洋枪洋炮。
刘永福带兵很有一套，和黑旗军同甘共苦，加上他的主将黄守忠、吴凤典等二十多名大小将领都是广西上思、宁明一带的壮族，这支两万的黑旗新军经过三年的训练，英勇善战。因为黑旗军擅长在越南茂密的森林中作战，虽然越南并不是非常典型的热带雨林，但处于季风区，和古巴的热带雨林的自然地理条件很相似。加上刘传福还熟悉江河水情，所以李经述决定派刘永福的黑旗新军一起去远征古巴。
刘永福的副将吴凤典不想远征，忧心忡忡对他说：“我们黑旗新军刚练成，总统就迫不及待派我们不远万里征讨古巴。这明显是要削弱我们的力量。我听说古巴的丛林当中，毒蛇猛兽巨多，我们去必然死伤惨重。总统和清廷一样，对我们黑旗新军还是不信任。”
刘永福听了吴凤典的话，脸色顿时阴沉得像要下雨，他生气不是对李经述起了疑心，而是吴凤典竟然对总统的用兵之意妄加揣度，狠狠一耳光扇了过去。刘永福虽然已经61岁，但因为长期习武，身体还很硬朗，力气也很大，吴凤典的脸挨了重重的一耳光，顿时留了红红的指印。
刘永福怒斥吴凤典：“予心惕惕，终不以官爵为荣，只知捍卫社稷，不使外洋欺我中国人为责任。今四万同胞在古巴生死未卜，海军总长刘步蟾都亲自率舰队远征，总统会欺我等？此身虽老，热血常存。倘为国用，自宜竭力驰躯，不惜以铁血铸山河，强大种族，以期臻于五大洲最强美之国！汝何敢妄自揣度上意，乱我军心？”
刘永福毅然带着一万五千黑旗军随着中国舰队远征古巴，只留下五千黑旗军驻守越南。李经述听说后，下令褒奖。他对前来听候指示的外交总长伍廷芳说：“我中国有刘铭传、刘永福、刘步蟾这‘三刘’，都是猛将，打西班牙这个没落的帝国，不会有问题，外交部的腰杆子可以硬直起来。”
刘步蟾率领军舰到达古巴后，分成两支分舰队，一支舰队由北洋舰队副司令马吉芬、左翼总兵黎元洪带领，八艘军舰抵达圣地亚哥港，另外由他带领，七艘军舰封锁古巴的沿海。
李经述并不想中国首先挑起战争，于是让外交总长伍廷芳强硬向西班牙政府交涉，提出了中国政府的条件：一是必须对1847年到1898年在古巴的种植园、矿山受虐待致死的华工给予补偿，按国际标准，每人赔偿一千两白银，中国死亡的苦力华工，有记录的共计十万人左右，须赔付白银一亿两；对于在集中营里被虐死的华人，每人赔偿五千两白银，共计二万人，须赔付白银一亿两，共计两亿两白银；二是必须给那些合同期满并希望回国的华工提供船费，还须给那些愿意留下来的人重新订约，提供住房，允许其自由活动；三是禁止雇主对华工施行监禁与苛罚；允许建立华人工会，并允许劳工自由加入；四是所有违法案件均由中国领事处理。五是马上与古巴的“叛乱起义者”停战，结束万恶的集中营制度。
当时西班牙处于波旁王朝时期，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才十二岁，他的母亲，来自奥地利的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摄政，她这人极为自负，跟中国的慈禧太后一样，对权力极为嗜好，但又没有控制大臣的能力，西班牙的朝政极为混乱。
接到伍廷芳的“最后通牒”后，尤其是第一条的两亿两白银赔款，极为愤怒，当场把中国的外交书撕毁。当时，西班牙还是一个欧洲强国，在当时欧洲人的眼里，世界分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以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列强，为文明发达国家，美国、中国、日本等属于半开化的国家，古巴、印度等殖民地都属于野蛮的国家。中国竟然敢向西班牙下最后通牒，简直是对“欧洲文明强国”的侮辱，于是让古巴总督韦勒积极备战，并派海军中将雪尔维拉为舰队司令，率领七艘西班牙铁甲军舰前往古巴支援韦勒。
李经述深深知道战争中的舆论，意味着人心向背，意味着军心士气等，会让让瞬息万变的战场动态更加扑朔迷离，以致深刻影响着一场战争的走向。他将舆论宣传上升为国家战略，重金收买英美的报纸，揭露数十万古巴人赶出家门，被韦勒集中到指定的营地加以囚禁，然后分别隔离盘查。集中营里食宿恶劣，医疗阙如，传染病蔓延，成千上万的人死去的惨象，让英国通讯社发表一次有偿新闻，中方付给2000银元；通过路透社发布有偿新闻，则每次付给606英镑，经过英美报纸添油加醋的报道后，韦勒很快被世人斥为“古巴屠夫”，西班牙的野蛮名声顿时“顶风臭万里”，“西班牙的战败将意味着数百万人从愚蒙、*和独裁、死亡中得到解放。”中国在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占据优势，出兵古巴也就顺理成章了。
李经述这一招，是跟历史上的日本人学习的。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就跟中国大打舆论战，秘密聘请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作为国家舆论宣传的总指挥，收买英美主流通讯社和报纸，把中国和日本“包装”成野蛮与文明的代表，并有计划地引导西方媒体形成共识。如经过策划，《纽约新闻报》就曾发表评论说：“中国的战败将意味着数百万人从愚蒙、*和独裁中得到解放。”日本朝野有组织、有计划地通过新闻媒体，向本国人民灌输“朝鲜独立论”“义战论”“文野之战论”和对中国的“蔑视论”，以营造国内支持战争的舆论氛围。如日本《邮便报知新闻》在社论中就叫嚣：“我帝国必须援助朝鲜，并有坚决维护其国体之决心”“此实为我帝国之天职，顺天之责任”。紧接着《北国新闻》《朝野新闻》《东京曙新闻》《东京横滨每日新闻》等报刊也随声附和，为军事侵略“正名”。反观清政府在战争期间由于对国内舆论的不闻不问，放任其“自由”，致使舆论到了混乱的程度。战前，国内报刊上很多报纸主张希望派特使去努力寻求和平；还有的重复过去那一套痛骂，类似于“中国分分钟就能干掉小日本”之类的言论大有市场！在外国人眼里，当时中国的国内舆论是“无知、自负和可笑的”。
舆论和战争两手准备好了以后，李经述盼着刘铭传、刘永福和刘步蟾战场上给中国带来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