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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把所有的东林党都清出了朝廷之后，准备对地方官员下手的时候，这位目前大明朝的真正意义上的总理大臣，才隐隐约约的想起，好像承天府的镇守太监上报了这么一件事情。
魏忠贤拿了这份通过东厂报上来的消息仔细的看了一会，就陷入到沉思中了。
正常情况下，这样比较重要的军国大事，司礼监是要直接呈送皇帝的。但目前的现实是，天启皇帝陛下对于木工的爱好甚于一切。魏忠贤就是有心和皇帝说一说朝政上的事情，皇帝对这些事情也是充满了不耐烦，之后就会吩咐魏忠贤去解决问题。
这样的事情一多了，魏忠贤就不太敢把朝政的事情拿给皇帝说了。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从魏忠贤本身来说，他自然是喜欢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主的。这样他可以感受到一种对大明朝尽在掌握的美妙感觉。另一方面，他倒不是真心的想要把皇帝和朝政隔绝起来。而是他是真心的害怕自己总是拿朝廷的事情烦皇帝，皇帝会对他产生不满。
不管后世是怎么说魏忠贤是如何的飞扬跋扈把持皇帝，是九千岁的。现实是，太监的权力和权威，完全是依附于皇帝的。
目前还没有皇子的天启皇帝如果不喜欢魏忠贤了，魏忠贤就彻底的完蛋了。后世说的那些什么魏忠贤害死皇帝之类的传说，实际上是完全的不合理的。因为对于魏忠贤来说，无论是谁当皇帝，都没有信任他的天启皇帝当皇帝对他的利益更大。
倒是那些文官们害死皇帝的可能性非常之高。正德皇帝是怎么落水的，天启皇帝后来是怎么落水的。红丸案是怎么回事，梃击案是怎么回事。中晚期的大明朝的文官们，可是相当的心黑手狠的。
对于皇帝，他们并不是真的像他们表现的那么畏惧和忠诚。几百年的皇权和政权斗争，已经让文官们对皇帝没有了丝毫的敬畏之心了。
所以，魏忠贤希望没有束缚的自己掌握大权只占了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则是魏忠贤真的害怕自己用朝政把皇帝搞烦了，自己会失宠。
所以，对于如何处理武昌问题，魏忠贤必须要自己解决。这就是皇帝把什么事情都交给他做的坏的一面了。
像这种处理地方兵变的事情，魏忠贤并不怎么拿手。搞政治利益斗争才是他的长项。但是，这种他不拿手的事情，他还不得不去解决，因为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皇帝就会认为他治国无能，那么皇帝就会选择能够做事的人来代替他了。
好在魏忠贤现在也笼络了一批文官大臣了。很快他就派人把首辅大臣顾秉谦找来。
关于顾秉谦，后人是这么记载他的：
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编修，累官礼部右侍郎。天启元年晋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
第二年魏忠贤掌权，他率先趋附，史称为人“庸尘无耻”，“曲奉忠贤，若奴役然”。
天启三年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五年正月晋少傅、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改建极殿。
九月晋少师。叶向高、韩爌罢免后，他继任首辅。顾秉谦与阁臣魏广微两人狼狈为奸，互相勾结，排挤和残酷迫害异己，制造了一系列冤案。
承魏忠贤命逮杀杨涟等人。时人说：“我闻今相国昆山顾秉谦，严相国俦也。（《马伶传》）”
又充《三朝要典》总裁。自冯铨入阁，阉党内部自相倾轧，顾秉谦乞休归。
崇祯初入逆案论徒三年，赎为民，寄居他乡而死。《明史》将之列入阉党传。
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里这么写的顾秉谦：
此人翰林出身，学识过人，无耻也过人，无耻到魏忠贤没找他，他就自己上门去了。
当时他的职务是礼部尚书，都七十一了，按说干几年就该退休，但这孙子偏偏人老心不老，想更进一步，大臣又瞧不上他，索性投了太监。
改变门庭倒也无所谓，这人最无耻的地方在于，他干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为了升官，顾秉谦先生不顾自己七十高龄，带着儿子登门拜访魏忠贤，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希望认您做父亲，但又怕您觉得我年纪大，不愿意，索性让我的儿子给您做孙子吧！”（“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
顾秉谦，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生，魏忠贤，隆庆二年（1568年）出生。顾秉谦比魏忠贤大十八岁。
无耻，无语。
当年明月觉得阉党可恶，阉党可耻。但是现实是，在晚明的政治利益斗争中，无论是东林党还是阉党，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干净东西。
当年明月觉得东林党不收黑钱，可是东林党一个个可都不仅是大地主而且还都是大商人。他们这些人通过自己的身份进行的土地兼并和逃避商税，才是导致大明王朝财政崩溃的根本原因。和阉党们贪污得到的那点钱相比，东林党的通过土地兼并和逃避商税获得的利益，可是巨大的多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东林党大佬如首辅刘一燝、其后的首辅叶向高、次辅韩爌、尚书周家谟等，这些人的家产都在百万两白银以上。而东林党干将、户部尚书李三才的家产则多达470万两白银，相当于天启年间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
所以说，当年明月觉得东林党不收黑钱的可能不仅很低。而且就是他们真的不收黑钱，那也是因为他们通过剥削贫雇农和逃避国家的正经税收，已经攒足了银子。人家根本就不在乎那点钱了。
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想一想，如果勾结宦官的就是阉党的话。那么嘉靖年间的徐阶，隆庆万历年间的张居正，不也是阉党么。徐阶和司礼监的那些大佬们的关系，张居正和著名的大太监冯保的关系，一点也不会比现在顾秉谦和魏忠贤的关系更疏远。
说来说去，无论是阉党还是东林党，他们实际上都是吸允着中国亿万百姓的血汗，不务正业争权夺势的混球东西。他们内不能安定百姓发展民生，外不能防御外族入侵保护民众。就是在所谓的东林党执政时期，所谓的清官清流的指挥下，东虏女真还不是长驱直入的就把辽东给占据了。整个辽东地区的几百万汉人不就是在东林党人执政的时候被屠杀一空的么。
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史书的编撰者是有着自己的意识形态的。作为同样的东林党的党徒，而且还是做了奴才的东林党党徒（著名汉奸水太冷钱谦益投降满清后做了《明史》副总裁，他是东林党人。著名汉奸洪承畴奏请满清修《明史》，他也是东林党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品，他们会在自己编撰的史书中表达一种什么样的观点，这并不难想见吧。
而且，就是那些作为补充资料的那些明末清初的文人笔记，实际上也是相当的不可靠的。
文人可不是老百姓。封建社会里的老百姓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作为儒家信徒的文人们可是要求他们必须要讲究礼义廉耻的。
那些没有抗清而死，或者自杀而死活下来了的文人们，可都是正经八百的汉奸。这些汉奸写出来的东西，具有参考价值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