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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李定是新党的人但旧党大臣们每每想起此事，都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
赵煦继续道：“朕尝读书，见尚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道罔不亡！”
“自古以来，多少功业，便因乱而亡！”
“大宋祖宗创业，鉴古今得失，定君臣条贯，各守其职，各司其事，于是掩有今日！”
“朕绍烈圣之弘休，承祖宗之基业，即位以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常恐因朕之不德，以羞皇考之圣德……”
这话一出，不止是苏辙、曾肇了。
张方平和苏颂也都跪下来，口称有罪，乞请降罪。
没办法。
赵煦的话，政治上太正确了。
赵煦摆摆手，让冯景下去，扶起张方平与苏颂。
这才接着道：“朕在宫中，常问左右宫外之事，也常常聆听士大夫之议论……”
“可最近数月以来，朕常常听到，有人言，宫外某位大臣，大发厥词，说什么‘两府大臣，应该多多往来……’，还讲什么‘谏院与御史，理当同气连声’云云……”
“尤其是朕当众宣布昔在皇考御前，所立三誓后，士大夫大臣中，类似的议论就越来越多了。”
苏辙、曾肇，听着瑟瑟发抖。
因为他们都参与过类似的讨论。
这也是大宋士大夫们的特点。
一掐脖子就翻白眼，稍微放松就得意忘形。
当年，乌台诗案前，苏轼这大胡子，甚至敢直接在给赵煦的父皇谢恩表上写：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要换了弘历，就这一句话，苏轼全家现在应该已经和赵煦差不多大了。
而这，只是苏轼当年阴阳怪气的嘲讽朝廷的文字里，程度最轻的话。
乌台诗案后，这些家伙总算老实了些，不敢再随便议论、阴阳怪气了。
而如今，随着赵煦放宽言论。
思想文化界，固然得到了发展空间和发育时间。
但，各类小丑，也随之开始翩翩起舞了，各种妖魔鬼怪，也都跳了出来。
旧党的人，开始公开讨论，恢复仁庙明道之制，允许两府大臣往来，甚至允许宰相兼任东府枢密使。
同时，这些家伙还盯上了台谏。
再次想要将御史和谏官合一。
让御史谏官，归到一个系统，这样御史既能风闻奏事、弹劾大臣，也可以干预国家政策，朝廷法令。
他们这是要干嘛？
跑步进入大明王朝？
新党的人，也没有闲着，也不给赵煦省心。
这才多久？
坊间就已经出现了对新学的‘以道观分，无为为君，无为为君则有为为臣矣！而君臣之义，便在此中！’思想的公开讨论。
陆佃公开在太学中，与太学生们大谈特谈的所谓‘有体有用之学’。
至于什么叫‘有体有用之学’，自然是特指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字说等著作为核心的荆公新学。
当然，他陆佃陆师农，作为王安石‘最爱的’学生，早已掌握了新学核心技能——掺私货。
所以，陆佃毫不犹豫的将他自己的个人著作《说文》，列入其中，作为《字说》的参考书目。
也就是他还有点良心，知道要讨好一下赵煦，于是把赵煦命张方平编修的《元祐字典》也列在书目里。
而致命一击，则来自于十二月初入朝述职，顺便参加元祐二年正旦大朝的河北路转运使吕升卿，带回京的吕惠卿在‘河东潜心新学’，‘发三代先王之真意’，所撰写的一部书稿。
这部书稿的名字叫《县法》。
这个县，自然不是郡县的县。
而是县官的县——汉家天子，自称县官。
所以，其实这部书稿真正的名字应该叫《国法》。
全书分四卷，别立九门，述吕惠卿仕宦多年的经验，以及在处置政务过程中的思考、见解。
实用性非常强，堪称是新党官员入仕必读之书。
便是旧党的年轻人，其实读一读的话，对将来仕途也有很大帮助。
只要学到吕惠卿手腕，起码不至于被胥吏欺瞒、逼迫。
但，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吕惠卿所做的序言。
在序言中，吕惠卿为舆论指责其的‘嗜杀’、‘滥杀’辩解。
他怎么辩解的？
拿着三代先王和周公孔子孟子的名义给自己辩护。
吕惠卿是这么说的——盖仁者之于杀，则惨恻而矜之，以其爱之也；不仁者之于杀也，则愤怒而快之，以其恶之也！真人者，非有爱恶者也，则其于杀，岂不绰乎哉！此则见其所体也！虽然，古之圣人之于杀，未尝不矜者，与人同之也！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所谓惨恻愤怒之念，是因为思想境界还不够，对圣人的理解还不够透彻。
若是真正理解了圣人思想的人——比如说他吕惠卿。
那就不会拘泥纠结于个人个体的私情，而是会站到一个更高的角度，从天下、天道、天理上看待人间的种种。
于是，就会顺天道而行国法。
而什么是新党理解的天道？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而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就像王雱说的一样——天地之于万物，圣人之于百姓，应其适然，而不系累于当时，不留情于既往，故比橐籥之无穷也。
于是，吕惠卿的这部著作一经版印出版，立刻引发舆论震动，朝野侧目。
无数抨击、赞美、诋毁乃至于谩骂、歌颂如潮水一般涌来。
十二月的汴京舆论场，因为吕惠卿的这篇序言而震动。
所有人都开始各自站队，互不相让。
赵煦头都大了！
这也是他要指示童贯，拱火此番曾肇、苏辙缴还词头的事情的原因之一。
此乃现代新闻学的奥妙。
用一个事情，来掩盖另一个事情。
吸引舆论关注，转移焦点。
果然！
效果很好！
新旧两党的注意力，一下子从吕惠卿身上转移开了。
大家开始关注起曾肇、苏辙的事情。
叶康直与李宪的名字，开始登上汴京热搜。
如今，当叶康直一案反转。
更大的流量，汹涌而来。
再也没有人去关注吕惠卿到底说了什么了。
一场很可能引发新旧两党大争辩的风波，就这样慢慢消散。
故此，这次的事情，之所以闹到这个地步。
其实，是赵煦故意为之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都是他的棋子。
但苏辙、曾肇怎么知道？
他们听着赵煦的指责，只能是趴在原地，也只能是顿首谢罪，口称‘臣等有罪，乞陛下降罚’。
赵煦听着，清了清嗓子，然后接过旁边的冯景端来的蜜水，润润喉咙，然后才接着道：“祖宗的法度国家的条贯，朕一向敬重。”
自从在庆宁宫醒来后，赵煦就一向如此。
嘴里三句话离不开祖宗法度、国家条贯。
但实际上却是打着左灯，疯狂向右转。
这一点，张方平、苏颂都是看的仔细的。
但曾肇、苏辙，却被一直被迷惑。
故此，张方平和苏颂都知道戏肉来，于是竖起耳朵，做出一副认真严肃的样子。
而曾肇、苏辙却还是老样子，趴在原地，动也不敢动。
“此番风波，两位舍人，因信他人之语，以至国家大臣无故受污，更损太母慈圣之名。”
“两位舍人，固是有罪……”
“但朕，也是难辞其咎！”
张方平、苏颂连忙再拜：“陛下……”
曾肇和苏辙则顿首泣道：“此皆臣等之罪也，与陛下何干？”
赵煦摇头，道：“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朕既未曾立法，也未曾戒下，自是有责！”
“自也当至太母之前请罪……”
苏辙、曾肇再拜而泣：“陛下……”
而张方平心中，却想起了一个事情。
如今，汴京新报上连载的《三国演义》故事中——因士卒踩踏麦苗，于是魏武割发代罚。
这不就是，魏武之事的翻版？
于是，张方平暗道：“难怪有人言：当今圣上，颇类汉唐明主了……”
这种手腕，赵官家们是没有的。
只有姓刘的那几位和姓李的太宗曾经掌握，并将之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张方平内心，顿时五味杂陈，说不出来悲喜。
理智告诉他，一个这样的君主是有益的。
但屁股却让他多少有些毛骨悚然。
好在，他已经致仕退休了。
不必面对一个在冲年就已经如此老成熟练，还在不断成长的君主。
这也是张方平、文彦博这样的老狐狸，并不担心赵煦成年亲政后，会让新党独大，乃至于重走元丰老路的原因——新党和新学的主张与追求，是任何专断型君王都不会接受的。
他们想要皇帝垂拱而治！
他们想将皇权，关进制度的笼子！
当先帝察觉到这一点后，就疏远了王安石，于是王安石只能辞相。
先帝尚且如此，当今的权力欲和手腕只比先帝更大更强。
岂会容忍新党胡来？
必是要倚重他们这些正人君子，支持天子独断的贤士大夫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