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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祖父以一张织机起家，“家业大饶”。到其祖父辈兄弟四人继承家业，各富至数万金。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潘氏起机房织手，至名守谦者，始大富至百万”。
当然不同种类的织机，不同品质的丝绸，利润率也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不过即便以最保守的估计来看，一张织机收税银三钱都不算高。
冯梦龙写的《施润泽滩阙遇友》，说盛泽镇上的施复捡到六两银子，盘算用这笔银子可以添上一张织机，把这个织机所得利润积攒上一年，可以再添上一张织机。
若一张织机是六两银子左右，则一张织机一年所得利润至少也在六两银子以上。一年收税银三钱，也不过是利润的二十分之一，比起现代工商业的税率恐怕都要低很多。更何况说一张织机一年利润只有六两银子，是很保守的估计。
黄建节、汤莘等是苏州本地人，熟悉当地行情，应该是深知丝织业的暴利，才有此提议。且不说还仅停留在提议阶段，即便真实施，也不过是国家应有的收税措施。
结果就“讹言四起”，当地的丝织业工人在各种流言煽动之下，发动暴乱。“填街塞巷，飞石击死建节，尽燬莘等十二家”，还抄掠了借钱给黄建节的乡绅丁元复家。
孙隆吓得躲到了申时行家两天，然后乘小船逃到了杭州，辞掉税务之职，从此再不去苏州。而收机户之税自然免谈了。
这次工人暴动应该是由当地某些官绅背后纵容甚至操纵的，不仅纪律性相当强，所谓“然皆赤身，不持一械，不抢一物”，地方官喊停就停。陛下觉得其中可有问题？
而且连出来背锅的人似乎都和官员沟通非常好。打死人命，破毁人家，事后之惩治却轻微到不可理喻。装模作样要惩办首恶，于是工人葛成就挺身而出独自承担所有责任。尤其匪夷所思的是，官员还特地给葛成改了个名字，改成了葛贤，然后上报奏闻。
其被关在监狱里，也俨然是受优待之明星“众义之，馈者甚众”。到后来被放出来，也被乡绅官员礼敬“缙绅皆待以宾礼，称曰义士。”
所以，公然打杀天家的鹰犬在他们眼里就是正义之举吗？
官员煽动市民和工人暴动，打死收税人员这还是明的。一些官员还会弄阴招。
比如巡抚凤阳等地的李三才，让死囚攀陷诬告太监手下税官，然后以此为借口加以杀害，万历皇帝派出去收税的太监对此也没什么办法。
陛下可别忘了，税监是天家的，这样做，不就是相当于打天家的脸面？所以江南无论是官员大夫，都以拒京师之令以为风骨啊。在他们眼里，北方战乱与他们何干？他们只需要每年将漕粮税银交付北方就好，南直隶之事何须北方插手？
他们在南方高谈阔论，在他们眼里，他们都是皇帝昏庸未用其贤，北方的部堂佐官都是无能之辈，好像他们一出手就可转变颓势一般。
可这样做，置朝廷与何处，置陛下于何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