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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木寨守军使者李行云自然不是别人,正是飞腾军使李曜无疑。他只身赴敌营,连哄带打一番,最后单骑从定难军大营慢慢悠悠出来之时,远处一处山坡背面,冒头查探的史建瑭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看见李曜那潇洒得仿佛狎妓归来一般的李军使,史建瑭忍不住心中腹诽:“您老倒是快点走啊,背后那是狼窝,万一这时候他们出来人要把你抓回去,我手头就这十几二十号人,救还是不救?”

    但李曜显然不是神仙菩萨,不知道史都虞候心中怨念,仍旧慢慢悠悠地骑着那匹马儿往这边走。

    背后定难军大营辕门处的箭楼上,一名将官摆了摆手,几名搭弓控弦的士兵一齐收回手中那原本直指李曜后心的箭矢。

    “去回禀将军,就说此人走时不急不忙,毫无逃走之状,身份当无异常。”那将官沉声说道。

    下头的一位亲兵立刻应诺,匆匆去了。

    李曜走得远了,过了山坡,史建瑭领着二十来名探马拥上前来,用李曜自己的坐骑换下出使时骑的那匹劣马,这才有些紧张地道:“军使,某虽浅陋,亦曾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之说,如今军使乃是大王爱子,今后可再不能做这等亲临险境之事了。”

    李曜刚换过马,听了这话,笑道:“大王每临战事,常率轻骑,驰骋纵横于军前,某为大王之子,更不能稍有示怯。再者说,此番出使,某是有把握的,并非胡乱为之,国宝不必担心,如今我们面临的第一要务,便是打好接下来的这一场守城战,我们必须在这一战中,取得一次大胜,这个大胜不已别的什么为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大量杀伤敌军。”

    史建瑭听了,不好多劝,顺着李曜的话头道:“守城的准备方面,都已经按军使的要求办妥,军使可以放心。”

    李曜拉过马缰,点头道:“那就好,只要守城战打好了,接下来的胜利,就近在眼前了。”他一边骑马朝神木寨方向飞奔,一边仔细思索,看自己在这次守城上花的功夫,还有没有遗漏的地方。

    他很重视这次守城战,前面许多迷惑性的举动,都是为这次预定的“坚守反击战”做准备。因为在他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的战争史,就是一部城池的攻防史。

    几千年来,“攻城拔寨”是历来战争的直接目标和关键动机。随着战事迭起,攻防相生,城池也因此成为最大最重要的战争舞台。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群雄并起,战争极其频繁,也因此形成了各诸侯国割据自立的多中心城池筑城体系,仅《春秋》、《左传》、《国语》提及的城邑地名就达千余座。据他当年在军事论坛上看过的某个帖子不完全统计,仅战国时期较大规模作战行动就有230多次,其中2/3以上和攻城有关。根据《孙子·谋攻》中“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的说法推断,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攻城往往会伴随着极高、极可怕的伤亡率。但这也同时说明当时的守城战术和器具,必然非常完备和发达。因此,有兵圣之称的孙子,也认为攻城是万不得已的“下下策”,并告诫道:“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对此,同时代的墨子也持相同观点,并利用自己掌握的“完美守城攻略”,四处推行自己的“非攻”理念。在他的著作《墨子》中第十四、十五卷就专门介绍了守城的装备、战术、要点,共二十篇。虽然后世仅存十一篇,可已经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冷兵器时代的城池防守之术。

    李曜觉得从军事博弈的发展脉络看,历代中原统治者,之所以都特别偏爱建立在城池防守基础上的“非攻”军事防御手段,也许正是得益于筑城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城防之术的极高效率。于是,专守待敌、后发制人的“筑城防御”军事思想大行其道,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文明的走向。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开始至后世,无论是历代对于长城防线的高度重视,还是二十一世纪时中国人依然用“钢铁长城”来形容我们的国防理念,都足以说明这种以城墙为基础的战略防御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重要、多么深远。

    当然,这种“被动防御”的军事思想形成,除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平和民族性格因素外,还与中原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特征是分不开的。中原民族的农耕经济,自然离不开长江、黄河广大流域的沃土滋养,中原民族已经习惯了定居的安乐和富足,自然不会,也不愿像游牧民族那样游击争斗。而平原之上,无险可守,要守卫自己的领土,保护自己的家园,特别是针对游牧骑兵部队骚扰的最好办法,自然是建造坚固的城墙堡垒。

    同时,高大的城墙还能提供防洪水、防强盗、防猛兽等多重安全功能。“四塞以为固”的中国,也因此能够在四四方方的城墙庇护下,码着四四方方的文字,迈着四四方方的脚步,从容又体面地延续着一种辉煌而伟大的黄色文明。

    中国人对于城池的偏爱,除却以上诸多因素外,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心理原因,那就是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人口盛昌、经济繁荣和文明发达的多重基础上。换句话说,筑城的底气在于“建”得起、“防”得好、“守”得住。正如我们喜欢用“固若金汤”来形容防守,或者爱唱“万里长城永不倒”一样,这些都是这种民族集体自豪心理的微妙写照。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城池的建筑还是防护,都是高技术、高投入的产物,不是谁都能修得起,更谈不上修得足够好。而要消解来势汹汹的侵犯之敌,除却厚厚的城墙外,有着高度文明和发达经济的守城一方,自然拥有更多“后发制人”的技术法宝。

    中国早期的城池,绝大多数是土筑,到了明代以后,各地的城墙才开始大规模包砖。因此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城池都是一副黄秃秃的模样。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我们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版筑的技术。所谓版筑,就是筑墙时用两块木板(版)相夹,两板之间的宽度等于墙的厚度,板外用木柱支撑住,然后在两板之间填满泥土,用杵筑(捣)紧,筑毕拆去木板木柱,即成一堵墙。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版筑的技术更是大大提高,普遍采用悬版夯筑法,即用木棍穿过两侧夹板,以绳索固定取直,中间填土夯实,《诗经》中的“其绳则直,缩版以载”,说的便是这种方法。用这种版筑技术筑成的城墙,比以往更结实,因此可以取消旧法中两侧的护城坡,从而增加城墙的攀爬难度。当时有的城墙还采用土坯(单块土坯尺寸约为1米×0.4米×0.2米)垒砌,上下交错叠压,以此提高墙体的密度和强度。

    自春秋以降,中国城池一直采用这种朴素的土筑办法,近两千年过后,大名鼎鼎的元大都(北京)城墙,依然是由夯土筑成。这种土筑的城墙,样子不太好看,而且不太结实,特别是一下雨就会因雨水淋蚀而损坏。当然也有例外,譬如东晋十六国时夏国赫连勃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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