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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之人皆是北国名士，李曜开口第一句却偏偏不是与他们客套，反而对自家牙兵们的“见过节帅”回应了一句“将士们好”，这让众人一齐错愕，就连负责将面见节帅的新礼仪传达到河中近卫军的李袭吉与冯道都是一怔。而近卫军众将士听闻节帅这句话后，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却也下意识将胸膛一挺，站得更直了，目中齐齐露出感激之色。
李曜这时才露出微笑，朝众人作了个四方揖，道：“诸位想必已经知晓某是何人，不错，某便是李存曜，承陛下信任，忝为护国节度。”他微微一顿，继续道：“自某持节河中以来，尚未与诸位一唔，所以今日设宴于此，一则是与诸位会一会面，相互有个了解，毕竟……咱们今后要打交道的时候还长着。二则呢，便是为了这次对诸位或关心、或怀疑的《新城扩建令》作一释疑之谈，此事将在今日与诸位说个明白。除此之外，还需隆重介绍我身后这位，想必诸位已经认出来了，不错，这边正是太原王昭逸王相公以及……”
他说到此处，忽见王笉使了个眼色，对他微微摇头，李曜立刻将话锋一转：“王相公此番乃是回太原祭祖，如今事罢，回京途中路过蒲州，为某所知悉，恰逢某与诸位相约，有今日鹳雀楼之会，因此觍颜相求，邀王相公同来。”
节帅既然拱手，众人自然要回上一礼，又因王抟乃是当朝宰相，更要寒暄。过了半晌，终于礼毕情交，李曜这才摆摆手：“诸位，都请坐吧。”然后转头朝王抟、王笉道：“王相公、燕然，请。”他的官、勋、爵比王抟还高，又是此间主人，自然也就毫不客气，径直坐了上首，朝李袭吉道：“李支使，你来详细解说一番关于《新城扩建令》的事。”
李曜如今别看年纪仍只是二十出头，要是放在后世，大学都还没毕业，可在“这一世”，他却已经是堂堂国公、大镇节帅，因此该有的仪范必须要有，这不是他本人爱不爱显摆的问题，而是这个时代的要求。伟大的人物也许能顺着时代的脉搏引导潮流，但即便是再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逆时代潮流而动，李曜还没有做一回“穿越者王莽”的意思，自然不会在这种事上弄得惊世骇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其实李曜的这份《新城扩建令》，放在后世来说，不过就是一份建设规划加上一份融资计划罢了，稍有出入的是，李曜一直习惯于用一件事解决几个问题，因此这里还带有一点股份制的雏形，只是有些粗糙而已。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口吃不成胖子，这不过是他第一次进行股份制经济改革的试水。事实上李曜在颁布这道《新城扩建令》之前，仔细回忆了王莽当年的改革，以免重蹈覆辙。按照他一贯的看法，王莽这货怎么看都是个穿越者，他做的事情起码领先时代近两千年，除了吟诗骗美人外，穿越小说的情节他基本都有了，如果一定要探寻一下这位老兄穿越前所处的时代，李曜一直认为最有可能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
公元9年元旦，王莽篡位称帝，登基成为一朝开国君主，改国号为“新”，年号“始建国”。这位老兄做了皇帝之后，打着复古改制的幌子，下令变法，他主要的改革有八条。
一，土地国有。私人不准买卖土地，恢复一千二百年以前已废除了的古代井田制度。八口以下的家庭，耕地不得超过九百亩，超过了的土地，一律没收，或由地主直接分给他的邻居或家属。
二，耕地重新分配。没有土地的农夫（佃农），由政府分给土地。以一对夫妇一百亩为原则，不满一百亩的，由政府补足。
三，冻结奴隶制度。虽没有马上废止，但禁止所有奴隶婢女继续买卖，以限制奴隶的范围和数目不再扩大，使它最后自然消灭。
四，强迫劳动。凡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强迫他劳役，在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
五，实行专卖制度。酒专卖，盐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从前任何富豪，都可制造银钱，新政府收回这种授权）。山上水中的天然资源，都为国家所有，由政府开采。
六，建立贷款制度。人民因祭祀或丧葬的需要，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但为了经营农商事业而贷款，则政府收取纯利十分之一的本息。
七，实行计划经济。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食粮布帛之类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收买。求过于供时，政府即行卖出，以阻止物价上涨。
八，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卜卦、医生、旅馆，以及妇女们家庭养蚕织布，从前都自由经营，现在新政府都课征纯利十分之一的所得税。政府用这项收入作为贷款或平抑物价的资金。而且王莽在其税制改革中，除了扩大工商业税范围征收懒惰捐外，还提出“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的征税原则，这几乎就是近代所得税先驱之翻版。
从这些措施，李曜觉得王莽所从事的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全面社会改革，十九世纪才兴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开始真正实施的社会主义，原来早在一世纪时的中国，就有了构想和实践。
当然李曜在颁布《新城扩建令》之前想到王莽，并不只是感慨一下，而是仔细思考他为什么失败。按照李曜用后世的观点来分析，首先是因为其改制期间出台的一些政策违背了客观规律。
如“王田制”，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并按井田制重新分配。在这里王莽着意于立即消除土地兼并，初意未始不善，但这一政策违背了当时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规律，这就注定了它的失败。结果，既没有能力兑现无田者可按标准受田的承诺，又危及官僚大地主的特权利益，两面不讨好，岂能不失败？
再如币制改革，恢复已被历史淘汰的原始货币，直接违反货币发展规律，徒增货币流通的障碍。
其次是改革过急过速。过急过速就容易采取一些过头的政策措施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致使改革失地社会基础。
如王莽将奴婢改为“私属”，并禁止奴婢买卖，本意是要制止奴婢数量的扩大，解决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奴婢问题。但这项措施也遭到了上自蓄奴之家，下至失地之民的反对，因为禁止奴婢买卖，既触犯了官僚、豪富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农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
再次，王莽还采取行政手段，对不恰当的改革措施强制推行，引起普遍不满。
如币制改革中以小易大，以轻换重，所铸大泉，重不过12铢，只相当于五铢钱的2．4倍，却要当五铢钱50枚用，所铸重一铢的小泉，却要与五铢钱1枚相等。如此不合理比值的存在，很明显难以禁止盗铸私钱。王莽只得实行诸如“以私铸钱死”、“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等严刑酷法来强行禁止。但是在穿越前生活于二十一世纪初的李曜看来，经济规律并不是强制政策所能抗拒的。所以不管王莽把政治强制强化到何等程度，依旧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想当然的改革措施终究得不到贯彻，不切实际的乱改还引起社会的混乱。
终于，地皇三年（公元22年），王莽见四方农民相继起义，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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