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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黎而惋惜。其四为《祭吏部韩侍郎文》，其中有言曰：‘兄尝辩之……乃兄之为……兄之仕宦……兄佐汴州……始得兄交。视我无能，待予以友。……兄以疾休……兄之在病……兄名之垂……我撰兄行……’区区三百余字中即称兄九次，且明确地说韩昌黎‘待予以友’。诸位贤良，师道之重，与君亲并列，如韩昌黎果是李习之之师，李习之不至于如此唐突，称师为友。”
这一点李曜完全理解，不要说古代，即便是今人，于庄重场合也不会称父、母、师为友，更不会时刻、永远都称父、母、师为友。
裴枢这一说，倒是让李曜想起来了，后人也不是没有为李翱究竟是不是韩愈弟子之事疑问过。毕竟，不论是称引韩愈还是祭奠韩愈，李翱皆明确地以韩愈为友，也说韩愈待他以友，而从不认为或暗示他是韩愈弟子。至少这一点惹得后人大生疑问，并进而怀疑韩愈抗颜为人师的做法与苏轼相比实在不够高明。
如鲍倚云《退余丛话》卷二云：“东坡于一时文人，如鲁直、补之、文潜、少游、无己辈，未尝敢以师资自处，何其谦也！昌黎抗颜为师，以弟子畜李翱、张籍，籍则自居诤友之列。韩与东野书云‘习之娶吾兄之女’，而翱祭韩文，直称韩十兄，然则不但不以师资事韩，并婚娅行辈都不叙，其抗傲如此。韩公意度，似逊坡公一筹。”龚自珍《定庵文集补编》卷四之《与人笺》亦曰：“师弟子分至严，唐宋人犹知之，故以韩愈之贤，而李翱、皇甫湜，不以门生自居。”
谁料崔远面色涨红，抗辩道：“李习之久有自负之名，此公或许之事未曾谨守弟子礼仪罢了。”
裴枢眉头一扬，轻哼一声，道：“李习之仅仅在称呼上不愿称韩昌黎为师吗？不，他从内心也没有把韩昌黎当作师尊。”此人的确强闻博记，此时又举例道：“崔相公说李习之自负，这本不错，然则刘宾客在《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序》中曾记述李习之的自负语，其言：‘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想来崔相公便要以此为佐证了？”
李曜忽然意识到，裴枢这话绝对是在给崔远挖坑。他记得欧阳修于古文创作上推崇的不是“韩柳”，而是“韩李”，显然认可了李翱的说法，元代《湛渊静语》中也认为唐文人中“能拔足流俗，自成一家，韩、柳、李义山、李翱数公耳”。清乾隆时所编《唐宋文醇》干脆在唐宋八大家外加上李翱与孙樵凑足十家。可见李翱的自负并非狂妄，倒确是近乎事实的。
这是文化上的，也可以说小一点，是文字上的本事。而在儒道恢复上，韩愈是以千余年后的孟子自居的。但李翱在《寄从弟正辞书》则也说：“仲尼、孟轲没千余年矣，吾不及见其人，吾能知其圣贤者，以吾读其辞而得之者也。后来者不可期，安知其读吾辞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复性书》又说：“道之极于剥也，必复。吾岂复之时邪。”他要以复道为己任，也要作千余年后的孟子。
事实上，他此方面的成就比韩愈一点也不逊色。例如，苏轼《韩愈论》批评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而欧阳修则偏偏对李翱备极推崇：“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具论也。”到了南宋，李翱的学术地位被理学家抬得更高，以至于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下明言“李习之学识过韩退之”。明清亦不乏响应者。例如宋濂《宋学士文集芝园续集》卷二之《胡仲子文集序》谓“其《复性》、《平赋》二书，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盖唐人之所仅有……习之识高志伟，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真豪杰之士哉！”全谢山《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七之《李习之论》也认为唐人中“解《论语》解《孟子》，则习之一人而已”。
不过这些东西李曜知道，裴枢自己就是“古人”，却是没法以后人的观点来驳“古人”了，但他却找了另一方面的佐证，接着道：“从韩李年谱可知，韩李结识之时，韩二十九岁，进士四考方中，科考了三次都没有考中，最后只好放弃，可以说老大无成；而李才二十三岁，可谓前途无量。两年后李习之果然中进士第，旋授校书郎，并与柳河东交游。元和初，又转国子博士、史馆修撰。而韩昌黎直到元和八年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仅从科名仕途的顺遂与否看，李习之当年未必看得上韩昌黎，更不用说拜韩昌黎为师了。某这般说，并非以小人之心来度李习之之腹，须知国朝士子早有此习气。”
什么习气他不解释，在座众人谁不了解？不过李曜只能想起南宋的洪迈，就是这样推测张籍不愿为韩愈弟子一事的。《容斋随笔》之《四笔》卷三曰：“籍之二书，甚劲而直。但称韩公为执事，不曰先生。考其时……韩公……年位未盛，籍未以师礼事之云。”其实，张籍自始至终都不承认自己是韩门弟子，与韩愈“年位未盛”与否无关。但洪迈的话所透露出的唐代士林的一种风气，颇有助于李曜认识李翱与韩愈的关系。
从称呼到心理，李翱都不承认自己是韩愈弟子，而仅以朋友自居，事实证明，李翱的做法没什么不妥——要不然早有人骂他了。
韩愈虽说过“李翱从予为文”、“张籍亦学于余”，“籍湜虽屡指教”的话，但二十世纪的古代文学史教科书谈及韩门弟子往往只提李翱、皇甫湜，李汉因于韩愈身后编次韩愈全集之故也偶被提及，而张籍极少被提到。其所以如此，显然是因为宋祁在《新唐书》中明确认定李翱、李汉、皇甫湜、贾岛、卢义五人为韩门弟子，而并未提到张籍，可见谁是韩门弟子这个问题，教科书编著者们信宋祁更胜于信韩愈。而《旧唐书》既无“韩门弟子”之说，也无李翱是韩愈弟子的任何信息，宋祁取李翱而弃张籍的原因复杂，李曜一时就难得细思了。
但就算以他的水平也知道，宋祁此种做法并不妥当。不过不幸的是，先有“欧阳修……与尹师鲁辈共效韩体，称曰古文，于是学者非韩不学，盛极一时”的事情呼之于前，后有苏轼《韩文公庙碑》一文“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对韩愈的赞扬应之于后，从而使宋祁不妥当做法的误导性得到加强。
想到此处，李曜不禁摇摇头。萝卜青菜，人各有爱，欧宋二人鼓吹韩愈，本属无可厚非之事，但他们把李翱当作韩愈弟子，显然是不顾事实的生拉硬扯。不过他也知道，自古文人之喜逞偏见，绝不止于说风就是雨的地步，有时还无风起大浪呢。例如宋祁且把柳宗元置于韩愈弟子之列，他评价中唐古文时说：“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欧阳修甚至认为柳宗元连韩门弟子也够不上：“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也！”这话显然说得太过了，难道柳宗元真的是韩愈的弟子，或者连韩愈的弟子也够不上，仅仅是韩门的罪人吗？
正如置柳宗元于韩门弟子之中一样，以李翱为韩门弟子，也是欧宋的一味崇韩所致，既伦类不当，也强人所难。苏轼《谢欧阳内翰书》曰：“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可见他并未把李翱当作韩愈的弟子，《韩愈论》一文主要也是在批评韩愈，但《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对韩愈的颂扬反而诱导人们相信李翱为韩愈弟子的说法。
一方面由于韩愈在古文创作上毕竟业绩不俗，其抗颜为人师的做法也声名甚响，二方面由于后来的推崇者欧阳修、宋祁、苏轼三人作为世出无几的一代文豪，其言论之所向，自然无不披靡，所以就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韩愈在古文兴盛时领袖群伦，且门下弟子甚众，连同韩愈一样被谥为“文公”的李翱也是其中之一。这一点几乎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无人敢于质疑。后来的四库馆臣及20世纪多数古代文学史教科书的编著者，皆因轻信宋人之言而失察，遂让李翱为韩愈弟子的讹误一传再传。
这个问题解决了，李曜却又有一事觉得迟疑，崔远忽然把李翱扯出来且放在韩愈一边，究竟是什么意思？要知道，就算把李翱当作韩愈的弟子看也没用，李翱其实算起来也是偏向儒佛并存的。
毕竟李翱因为他与韩柳是同一时代又稍晚，所以他避免了韩柳各自的不足，显示了第三种新的途径，即在理论坚持儒家的人文主义立场，同时创造性地吸收佛教哲学，把儒学的思维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对于宋儒的影响比韩柳更直接、更深刻。
从根本上来说，李翱同韩愈一样，也以阐扬和扞卫孔孟之学为己任。他认为六经之旨是“列天地，立君臣，亲父子，别夫妇，明长幼，浃朋友。”但他比韩愈的民本思想要多，不像韩愈那样一眛强调臣民对君王的服从和奉献，说什么“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一类的剥削压迫有理的昏话，而强调爱民惠民。他常常直言不讳，上书言事，抨击弊政，触犯权贵。他建议皇帝用忠臣、摒邪佞、改税法、绝进献、宽租赋、厚边兵、开言格。比如《平赋书》指出：“人皆知重敛之为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也。”政权最可怕的是“百姓之视其长上如仇仇”，“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任卢州刺史时，才会下令调查豪室田产，收其税万二千缗，缓和了受灾地区正在加剧的社会矛盾。由此可知，李翱是一位典型的儒臣。
但李翱在思想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从哲学的高度援佛入儒、以儒融佛，自觉意识到要“以佛理证心”，即用佛家的方法来修养儒家的心性，并且写下了着名的《复性书》上中下三篇。《复性篇》以孟子性善说和《中庸》性命说为依据，吸收禅宗“见性成佛”的观点和“无念为宗”的修习方法，建造了自己独特的“性情论”和“修身论”。
李翱认为《中庸》是“性命之书”，其“天命之谓性”揭明性命之源。以人性而言，“人之性皆善”，“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这一论点同于孟子的性善说而异于韩愈的“性三品”说。既然人性皆善，何以有善人恶人、凡人圣人之差别呢？《复性书》认为平常人的本性受到七情的迷惑，善性得不到表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他形容善性被七情所遮蔽，好像清流为泥沙所搅浑，明光被烟雾所笼罩，“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人人皆有圣人之性而不能成为圣人乃在于为七情所掩，那么要想成为圣人则不必向他处寻求，只需去情复性就是了，这就是题名《复性书》的涵义。
这一说法与《中庸》、韩愈有异而近于佛教。《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按后来理学家朱熹的解释：“其未发，则性也，发皆中节，情之正也。”韩愈论情也强调适中，都认为情有好坏之别，不是全盘否定情。韩愈分“情”为上中下品：上品之“情”“动而处其中”；中品之“情”是七情之动，“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下品之“情”是七情之动，“亡与甚直情而行”。《中庸》和韩愈的论情，符合儒学的正统观点，《毛诗序》就说：“发乎情而止乎礼义。”主张节情而不主张去情。
《复性书》认为七情都是恶的，将情与性完全对立起来，主张去情复性。虽然有时也讲“情有善有不善”，但所谓的善情仅指一种超脱喜怒哀乐的圣人之情，实际上也就是圣人之性，所以它说圣人“虽有情也，未尝有情，情者，妄也，邪也。”其基本倾向是把人情看成邪恶。
《复性书》所说的人性，相当于佛教所说的佛性；所说的人情，相当于佛教所说的无明；所说的复性，相当于佛教所说的见性、觉悟。其中“圣人者，人之先觉者也。觉则明，否则惑、惑则昏。”这很接近禅宗的思想：禅宗认为无明之惑掩盖了人的佛性，成佛之途，只在断执去惑，由迷转悟，恢复本心，所以必须斩断一切情丝，禁除七情六欲。
但在如何复性的问题上，李翱却又不主张顿悟，而主张渐修，故复性之道在于“视听言行，循礼而动”，“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又要“弗虑弗思，情则不生”，然后才能“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
他认为《中庸》所说的“至诚”，就是指这种最高境界，在这种境界里圣人的精神一方面“寂然不动”，另一方面又“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乎阴阳。”
按照这种思路来看，李翱所阐述的弗虑弗思、动静皆离，就是禅宗所谓的万缘俱绝、妄念顿尽、无念、无住、无相，同时又是儒家的至诚、至道、神妙。李翱心目中的圣人，是儒家圣贤与佛教佛陀合而为一的形象，即其思想境界要像佛陀那样高超空灵，其道德行为又要像儒圣那样切实广大，这种理想人格已经与先儒的“修己以安百姓”的构想有所不同了，渗入了佛陀的精神。
当然，李翱的《复性书》也只是融佛入儒的初步，“本体论”与“心性论”的礼富内容，未能充分展来，不过他毕竟开始扬帆起航，为宋儒作出了榜样。李翱对儒学发展还有一大贡献，即在推崇孟子和《中庸》（注：这与韩愈相同。）的同时，还着力阐扬《中庸》，对后世影响很大。
清人全祖望说：“退之之作《原道》，实阐正心、诚意之旨，以推本之于《大学》；而习之论复性，则专以羽翼《中庸》。”这是有道理的。正是受到韩愈、李翱的启示，宋明理学家高度重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这两篇，将它们列出来，才使《孟子》由子部上升为经部，用以阐发心性之学。淳熙中，朱熹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列，称为《四书》，取得与五经等同的地位，成为儒家的经典着作。朱熹以毕生精力作《四书集注》，影响极深极广。元代延佑年间复行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子，明、清两代沿习不变，如此《四书》的重要性几乎要超过《五经》，而其首倡之功则在韩、李。
总之，李翱所做的事情正是韩愈所忽略的，又是柳宗元未能认真实行的。如此，李曜忽然想到，是不是可以把韩愈、柳宗元和李翱，看作唐代儒学向宋代理学过渡的三个环节上的“三个代表”？韩愈的作用是指明儒学复兴和占主导地位的必要性，柳宗元的作用是指明儒学容纳佛学的必然性，李翱的作用是实际地进行儒学消融佛学的尝试。他们三人各从不同的角度，为宋代理学的兴起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李曜并不打算弄出个宋时的理学来，但理学虽然常为他所弃，却也仍有不少思想直接引入、借鉴。当然李曜认为可借鉴更多的，不是宋朝理学的高峰程朱理学，而是由宋朝陆九渊提出、明朝王阳明完善并达到巅峰的陆王心学。
陆王心学的一些思想、理论如果用得好，效用可谓无穷。举个例子：日本近代的著名军事家东乡平八郎，就为王阳明学说深深折服，随身腰牌上刻有七字“一生伏首拜阳明”。王阳明心学甚至被看做是日本近代快速崛起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指引。
新儒学，什么样的新儒学才是中华民族需要的？李曜听了这一场辩论之后，忽然多了一丝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