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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说自己也曾有过被嫌恶的经历，那一定也是从阿婆嘴里听来的故事，寻不到源头，无法评判对错，甚至找不出真凶。
阿婆讲诉1991年的七月，炎热的太阳照在没有树荫遮挡的土地上，胳膊上的皮肤晒成猪肝红，摸上去滚烫。一位妇人正蹲着拔草，汗珠滚落在地上的瞬间即蒸发为一股子热气消失殆尽。忽而妇人躺到在地上，捂着小腹哀嚎，大家赶忙扔下手中农具，匆匆疾步上前询问状况，脚边的菜篮子被草鞋踢踏至玉米扩里不见了踪影，便也顾不上了。
送至县城医院急诊，当天孕七月的妇人生产一胎儿，女婴，二斤七两。
如果放弃后续治疗，倒也情有可原。于是愁眉不展，这个决定实在难以脱口而出。众目睽睽之下，每一个人不得不小心收起血红的獠牙，狰狞的面目，这是为本善，是刻在骨子里的第一行为。
阿婆感概小生命的坚韧，这个黑黢黢，皱巴巴，吐气微弱的小家伙即使被独放在走廊里整个下午，用食指探其鼻息，
“哎呀呀，哎呀呀，还喘着气儿呢。”
午夜终来临，血红的獠牙曝露，狰狞的面目显现。瞧，王淑珍神色慌张的抱着小生命走出了家门，她迫不及待的想要尽快解决掉这个烫手山芋，她经验丰富的早已分析出二斤七两背后需要付出的代价，王淑珍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
经历过东躲西藏的妇女及儿童一定知道某年的日子有多无奈。
在我脑袋间或灵光的六岁后，母亲的二胎依旧迟迟不来，我便要半夜三更起来钻草垛子了，夏季闷热，蚊虫肆虐，我独自蜷缩着，不一会儿，我的眼泪就不受控制的止不住的落，我想可能是因为我的胳膊被干草划的生疼，却不敢动弹；又或者亲见与我同龄的男孩女孩自由自在的奔跑，即使骇人听闻的搜查队来了，我听见小伙伴们依旧跳着，笑着，追逐打闹。
我哭的越来越凶猛，手掌紧紧捂着嘴巴，我亦是惊弓的鸟儿，当听见如雷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有一只穿胶鞋的脚板伸进草垛子里来回试探，有一根细长的木棍捅进草垛子里来回翻动，我不敢哭了，也不敢动了，我的脑袋空荡荡的，只剩下心脏突突的直跳，那是一种比恐惧还要恐惧的无法形容的感觉。
再一年，我七岁后，就时常去五六十公里外的姑姑姑父家里避难，周六一早出发，周日晚上回来。寒暑假的第一天出发，开学的前一天回来。外婆家我便没机会去了，刘术霞回来的事，我也不可能知道了。我成了一位比出差在外，十天半月才回来一次的我的父亲还要陌生于这个我称之为“故乡”的村落。
七岁之后的四年里，我是见不到亲生母亲的，之于我而言，倒不是遗憾的事。
多是奶奶背着布包送我，一大清早就要起床，睡眼朦胧，头脑混沌。走过长长的土路，到石子路上搭乘有顶棚的三轮车，车厢里横竖三条凳子上挤满了男女老幼，脚边的空地放一只又一只装着农产品的口袋，偶有鸭子从袋口露着脑袋，嘎嘎的叫上半个多钟头也不肯停歇。
我望着一排白桦树飞快的倒退，起初上车前精神满满的人们还天南海北的胡诌八扯，后来就口干舌燥，眯着眼睛打起盹儿来了，白桦树依旧飞快的倒退，远处一望无际的稻田与天际连成片，变成了海的模样。
到了一块矮的白漆石柱，红漆写着312的道口，奶奶便大声与车厢里的陌生人一一告别，像是与相识许久的故人分离，那些眯着眼睛打盹的人也睁开眼睛挥手，
“好走啊，老乡，你慢点走啊，老乡。”
我的手被奶奶紧紧牵着，祖孙二人站立着目送车辆行驶渐远。
我望着道路绵延不绝，再远一点则被飘渺如仙境的雾气笼罩，隐约处可见耸立的高山。我问道，
“奶奶，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呀。”
“奶奶，他们是要到哪里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