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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人口、强势资源的星区、星球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日趋独立。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很值得后世的人们关注，从而对那一历史时期的情况管中窥豹。
自从人类穿过海王星遗迹的一号星隧登陆到一号星系，最初那些出生在地球，或是地球第二、第三代居住在太阳系其他星球或是太空站的后裔，都对地球这个故乡有着十分浓厚的文化与身份认同感。当这些移民到了新的地方，往往在安定下来后，会用他们从地球带来的几吨，或是几十吨泥土，塑形成这些移民者喜欢的形象，作为这个定居点与地球之间联系的象征。
在这些雕塑刻写铭文的地方，移民者和探索者基本都会向地球星际移民委员会申请一段叙述包括他们艰难探索过程、地球给与他们的支持力度、他们与地球之间组织或是某些血缘关系，更重要的是地球授予他们有关政治地位的身份。
地球雕塑是人类走向星际探索初期，地球维持其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地球雕塑上的碑志作为一种显著的政治景观，对于当时的社会心理及文化传播具有较大的影响。第一星际时代中晚期，由于技术进步和运载能力的空前加强，巨型地球雕塑成为那些半独立星区和星球彰显权力合法性及形塑地方认同的工具。
宇宙纪元四百年之后的整个室女座超星系团被人类为了利益和生存空间而大打出手的战火所弥漫，这期间就连地球都数次易主。而随着地球对外部星区、星球控制力日趋减弱，甚至蜕化为一种单纯名义上象征时，群雄并起而又没有一家独大格局下，地球雕塑就更有了新的政治意义和内涵。
在以地球为共主的超星系团秩序向强大星区、星球竞逐过渡的时代大变局中，那些较强的势力，比如后来成功统一全人类的天魁政权，选择何种政治取向，不仅在诸星区中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对于当时实际的政治走向更具有重要影响。身处中央失驭的乱世，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扩张地盘，进而争衡天下或许是任何一个有政治野心人物的当然选择。
在那两三百年的时间里，有多个政权试图武力争衡天下的举动，违背了地球与几个强大星区在宇宙纪元503年共同遵守“谷神星旧事”的政治默契。所谓“谷神星联合协定”的实质包含两个方面，以往学者较为注意的是其不入版籍、不输贡赋、自委官吏等脱离地球控制的独立性一面，但对于这些强大星区政权通过拥立处于自己控制下傀儡地球政权来获得自己政治合法性的一面关注不够。
当时的政治家曾指出“某些星区和星球的势力虽然强大，但还不足以用自己的实力来重新组织横跨星系团的政权，须借助地球的威名以安军情”。统治天魁星区长达两个世纪的当地政权更将“团结邻邦，尊崇地球”作为维持其政权不坠的秘籍。
即使在地球政府威望已荡然无存的宇宙纪元七百年以后，很多实力强大的星区政权依然以拥有地球的认可作为炫耀自己合法性的依据。从中亦可窥见地球政权的正式承认是地方星区、星球政治合法性的根基所在。以此而论，这些星区对地球政权在形式上亦存有深刻的依附性。
如果说宇宙纪元500年之前的“地球雕塑”和这些雕塑上的铭文，还能代表地球以人类共主身份向各个移民星球和星系颁发的某种权威性背书，那么之后的情况，就逐渐演变成了这些强权甚至“自立为王”地区对自己权力合法性某种自发的形式上认可。特别是配合“机构负责制”逐渐在各个星球和星区的推行，这些地区的高层领导机构客观上又更增加了对自己管辖地区的集权程度和行政效率与划一性。这样的背景下，这些星球与星区反过来就更具备了实质与名义上的独立性。
这个时期人类所遍布的室女座超星系团被很多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认为是一个“礼乐崩坏”的时代。他们的核心理论是，在这样一个充满宇宙中不可知危险，甚至不知道是否有文明程度相似，或是高于人类文明程度的竞争者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或是退而求其次，有效的人类各派势力矛盾仲裁者，人类之间的内耗会造成不可预知的损失。
然而，基于人类辩思和哲学的传统，这样的观点自然有众多理由充分的反对者。反对者的观点十分类似艾萨克·阿西莫夫先生在《基地》系列小说《机器人三部曲》中表达的观点。在这部分小说的结尾，虽然机·吉斯卡特·瑞文特洛夫和机·丹尼尔·奥利瓦阻止了凯尔登·阿玛迪罗与莱瓦拉·曼达马斯使用核反应倍增器短期内毁灭地球的企图，但吉斯卡特则在最后关头阻止了丹尼尔试图制止曼达马斯把倍增器调至最小速率的行动。
事后吉斯卡特解释，虽然曼达马斯关于“慢慢让地球不再适居，可以让人类更好地在宇宙中开枝散叶”的说辞有洗脱自身罪责的嫌疑，但这样的观点无疑一定程度上吻合吉斯卡特早已在“心中”研究已久的原初“心理史学”。虽然可能是作者为了“惩罚”吉斯卡特，并需要它对日后的地球被废弃负责，而让吉斯卡特完成对丹尼尔的“心灵干涉”改造后永久性停摆，但却留给了“充满曙光”的银河系给丹尼尔继续守护。
吉斯卡特停摆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的计算能力已经无法用自己长期研究的“心理史学”法则来预知人类这样一个庞杂巨系统的未来凶吉。而由于这样的预测中存在可能的负面结果，在“机器人学第一定理——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的限制下，吉斯卡特的短路停摆也在情理之中。
相较于认为地球对于整个室女座超星系团人类各个分散政权的“仲裁力量”十分重要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来说，他们的反对派并不否认这种传统和权威力量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和阿西莫夫先生，或是吉斯卡特的观点类似：如果人类长期拘泥于或是无意识地依靠于某种传统力量来维持自身福祉的话，这样的族群无疑从长期历史尺度来说是脆弱而且缺乏进取心的。
在我们的这个“历史位面”中，没有可以影响人们心灵的机器人，也没有可能帮人类规划未来的“心理史学”，更没有第一和第二基地那样致力于重建人类秩序的技术和心灵力量。人们只能依靠自己，依靠每一个个体的努力，以细沙流入恒河的力量来影响历史的进程。而“第一星际时代”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以及整个星系团对地球态度的默默变化，无疑是人类从此更成熟地走向星际文明的若干明显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