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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哭出了声，董孝波一直站着，仁她打，到后来我看着都觉得疼了，于是就想要上去拉开师姐，师父说，让他们好好谈谈吧，该跟小董和你师姐说的话，我这个当长辈的都说过了，剩下的，让他们自己来决定吧。
师父说完就从衣兜里摸出当初董孝波留下的那个扳指，放在院子里的桌子上，然后拉着我，进屋，关门，然后我们师徒俩，一边听着院子里师姐那不清晰的打骂声，一边默默喝了好几杯。
这个时间持续得原本就比较长，对我和师父来说，可能更漫长一点。随后我们听到一声关门的声音，于是我们就走出来看，发现董孝波呆呆傻傻地站在院子里，而师姐已经跑了出去。
师父纳闷的问，辛然跑哪去了？董孝波不回答。但是我们都知道，肯定俩人没谈出个结果来，所以师姐负气走了，师父大声对董孝波吼着，那你还不赶紧追啊。
董孝波抬起头来，看着师父说，追不到了。武师父，你是个值得尊敬的人，谢谢你的提点和开导，再见了。说完，他也转身离开了屋子。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去找师姐了，但是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董孝波。
师姐那天自从离开以后，就没了消息。电话也不接，害得我和师父找了她好久。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我和师父才接到师姐的电话，她说她已经重新回到柳州了，而在派出所销案的事情已经不知道被谁给搞定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董孝波做的，他是一个港商，在内地做生意，自然需要打点好很多地方上的关系。而当师父问起她董孝波的时候，师姐却说，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听说工厂已经转手给了其他人，也许董孝波就此就消失在我们的世界里了。
而事实上的确如此，从那以后，我们再没人知道董孝波的下落，即便是师父托人到了香港打听，也不得而知。而我们也不知道他事后是否真的悔悟，没有继续打捞扇子，或是有没有捞到，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在那之后的某一年，香港海关在回归后配合内地政府追讨那些被港商因制度问题而迟迟未能归还的文物时，名单里并没有双桂堂失窃的贝叶经，也没有那师父的那把六叶八卦扇。
事情的结局，也不知道是好是坏，总之我们还继续这么生活着，各自经营着一片小天地。我和师父那段日子都特别关心师姐，常常打电话，直到她走出心里的困境，重新开始生活的时候，她告诉师父，她在柳州收了几个徒弟，悟性都还不错，也算是对师父当年的搭救一种报答，起码让我们开枝散叶了。
师父听后很是高兴，还特别带我前去柳州给每个徒孙都包了个大红包，顺便亲自考究下这几个跟我岁数差不多的孩子的心性。我虽然岁数和师姐的几个徒弟差不多，但是我却是老资格的师叔了，所以我也很得意，并且在柳州吃到了一家母女经营的长沙臭豆腐，任凭风浪再大，我依旧是个吃货。
而师父，也许是因为经历过多，他在半年的时间里就苍老了很多。身体明显不如从前，因为咳嗽还一度逼着我戒烟，事后又被我以庆祝戒烟成功为理由，重新抽上了。
2001年下半年的时候，师父突然要我收拾行囊，跟着他出一趟远门。我问师父，咱们这大包小包的是要去哪儿呀，师父说，去四川，去藏区。藏区是我一直很向往的，那二年，还没有打砸抢的事件发生，而藏区的美丽我也只能在电视里和明信片上看到，这次要去那边，心里特别激动，还为此专门花了99块钱买了个一次性相机和两个胶卷，柯达的，那时候还没破产。
但是当我们坐着火车一路从昆明颠簸到西安，再从西安转了火车到达了青海西宁的时候，我们又要转车了。在西宁下车以后，尽管青海的蓝天白云和那种荒芜的美感，以及各式各样的回族小吃深深吸引我，但师父还是带着我很快坐上了到青海玉树和四川石渠的巴士车，一路上，师父还是时不时的咳嗽几声，胡子也好多天都没刮了，而且胡子里已经有了白色。
看着师父的模样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的，于是我就一直找话题跟师父说话，问些没脑子的问题，在西宁到玉树的途中，我们路过了一个很大的自由市场，很多买卖虫草的，由于巨便宜且大根所以我一冲动就买了近一千块钱的虫草，打算回昆明以后，再去买只老鸭子，炖汤给师父喝，剩下的寄回家给父母算了。
过了青海后，就到了四川，那个地方叫石渠，我问师父是不是这个地方的人都喜欢打石头做渠道啊，说完我哈哈哈的笑起来，顺便陶醉下自己的幽默。师父说，这个地方有个太阳部落，据说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非常缺氧，你还是少说点话比较好，免得你一会儿就死在车上了。
虽然知道师父是在开玩笑，但是我还是闭嘴了。隔了一会，师父侧脸看着窗外的雪山和几乎没人的荒原，突然淡淡地对我说：
“这趟完了，你就出师吧。我也该休息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