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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懒政皇帝”万历下旨“褒奖”，算是给了个结论。
郑王世子朱载堉上疏全身而退，官员邢云路于万历二十四年再上疏，云：
“大统推今年冬至在申正二刻，而臣测在未正一刻。大统实后天九刻余”。
“今年闰八月朔，日有食之。大统推初亏巳正三刻，食几既。而臣候初亏巳正一刻，食止七分余。大统实后天几二刻。”
对此，万历皇帝下圣旨：“礼部看了来说”。
自此朝廷上下展开大辩论，渐渐主张修历的一派占了上风，可是满大明朝却没有精通历法的人才！
于是朝廷决定慢慢来，广招天下精通天文历法者，同心共事，协力推验。自此明朝对于民间研习历法解禁。
贾道士突然凄然泪下，哽咽着说道：
“此事被来我中国传授邪教的一名红毛和尚名叫利玛窦的得知，利玛窦写信给西洋教主，云我中国历法已然失天，我中国却无人能修订，请教主派和尚携带西洋历书仪器钟表，名为助中国修历，实为暗中传教，巧夺中国之天数！”
“可惜我泱泱中国，于天算一学人才尽失。崇祯朝钦天监于三年前同西洋和尚汤若望、信徒徐光启之流斗法，各自推算日食。结果无论是大统历法，还是回回历法，皆输给西洋历法。崇祯皇帝乃下旨徐光启成立历局，徐光启则招揽各路红毛和尚入局。”
贾道士总结道：
“崇祯皇帝自知失天，理应改历，但大明朝上下却不会改。”
“历局的西洋历法眼见就要修成，但大明朝上下却不敢用。”
“中国若采用西洋历法，小则受制于西洋教主，大则被红毛篡改天数，重蹈土木堡覆辙！”
贾道士言辞恳切：
“力德尔爷，如今天书中含有历法，则当以天书为准！”
耿秀才闻听立刻跟着请愿：
“请力德尔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孙定辽态度坚决地宣布：“明朝既然失天，崇祯小儿便是伪天子，我们绝不可再用的崇祯的《大统历》。”
杨日天立刻附和：“参谋长说得对！这是天大的事情，不容一丝的含糊。”
达海不知何时被人搀扶着站在门口，这时忍不住开口请求：“陛下，我堂堂五千年中国天下，绝不能被西洋红毛算计去。陛下如有天书历法，恳请陛下颁行天下，以应天数，以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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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明代历法
中国的历法历经汉唐宋元，在元朝的《授时历》达到巅峰。
自明代开始，中国的历法开始停滞和落后。可以说，在天算科学方面，明代是极为保守、极为保守落后的一个时代。
明代初期中期，严禁私相授受历法知识和私编历法。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几年，下诏严禁民间习历；严禁钦天监官子孙从它业而不习历。前者有下狱乃至诛杀之罪，后者有发配充军之罪。
沈德符在著《万历野获编·历学》中写道：“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
明代初期中期，朝中鲜有知星历者。在这样的可悲局面下，郑王世子朱载堉偷偷“自学”历法。
朱载堉称：“壮年以来，复观历代诸史志中所谓历者五十余家，考其异同，辨其疏密，志之所好，乐而忘倦”。
由于朝廷对历法保密，作为王子的朱载堉也从未见过“皇朝大统历”书。
具朱载堉称，某日，“读丘祭酒所撰《大学衍义补》，内载大统历气、闰、转、交四准分秒，心窃喜曰：大统历经全文未见，而其大略已得之矣。”
赞！天才！
同时严重鄙视朱元璋！
以朱载堉的特殊身份，才得以打开明朝民间学习历法的禁令。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i，1552-1610）当时在南昌、南京一带。1597年3-10月间利玛窦有两则书信涉及此事：
“perciocemsceze，nelpresentarenell’ottobredel1595，ilcalendariodell’annosequentealministerodeiRiti，avevafattoosservare“Siedettorecenteriovaerratoechebisognacorreggerlo.”
这段意大利文的中文大意是：“郑世子于1595年10月向礼部进呈历书的同时，提出以下意见：’历法已经出现差误并且需要修订’。”
又一则写道：
“Guandeoilcalendario，altempodeimin，andavaerratocifuronodelldiscussionitracemsceze，Zaeiu，eScimiunlii，scienzasufficientepercorreggerlo.”
这段文字中译为：“其实，郑世子载堉和刑云路二人已经讨论了明代历法出现的差误，但他们二人中任何一人都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去修订它。”
之后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didacusdepontoja，1571-1618)来华，意大利耶稣会士熊三拔（SabbathinusdeUrsis，1575-1620）都携带了西洋历书和仪器来华。
可以说，是朱载堉打开了中西合作探讨天算科学的大门。
他既唤醒了明朝廷天算睡眼，又为利玛窦在中国实施天算传教提供了口实。
神圣罗马帝国天主教耶稣会修士汤若望，字道未，与邓玉函（JohannSchreck）和罗雅各（GiacomoRho）等22名传教士，1618年4月16日从葡萄牙的里斯本启航东渡中国。
到北京不久，汤若望成功地预测了1623年10月8日出现的月食，后来又成功地预测了第二年(1624年)9月的月食。
1630年（崇祯三年），汤若望接替去世的邓玉函于北京供职于钦天监历局，“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
1631年（崇祯三年），徐光启和下属首次用望远镜观看了日食。观测过后，徐光启叹为观止。
1634年（崇祯七年），在徐光启和汤若望主持下，钦天监完成《崇祯历书》，共计46种137卷。
1634年直至明朝灭亡，明朝为中西历法争执不下，《崇祯历书》始终未颁行。
1644年满清入关，留在北京城中的汤若望删改《崇祯历书》至103卷，并由顺治帝将其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於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頒行，称《时宪历》。南明则坚持使用《大统历》对抗。
《时宪历》与《大统历》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在节气和闰月安排上会出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