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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活动猖獗,各地太平军和地方保安队虽多次清剿,但却不能彻底消灭这些势力,一旦他率太平军主力北伐,后方很可能会因此生乱,故想听听汪士荣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汪士荣没想到周士相会特意征询他的意见,甚是激动。思虑片刻后提出了九字方针,即“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放一批。”
汪士荣首先建议对抓捕的那些地主士绅,可分批交还地方,由地方察明其于伪清时期有无通敌行为,若有,则以汉奸罪名斩杀,其家直系男丁概以通敌罪论处。若无通敌行为,则由地方管束,命乡村监督,未经允许不得离家。
而对那些因为中举却得不到官做的读书人,汪士荣的建议是将这些人送到安南去,授予他们在安南的大小官职,如此既可让这些人为军帅府效力,又可得官做,还不让他们在国内发牢骚,历练些年总会出些人才。
至于官员,汪士荣的意见很明确,有唐王在,把人杀了肯定不好。但又不能不杀上一批,否则这帮人不知畏惧,下次有机会说不定还会添乱。故当将为首的官员交军情司处置,坐实他的通敌罪名,杀上一批,如此才能让余下的官员认清现状,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周士相听后觉得汪士荣的办法不错,命人找来张安,给他一份名单,让他往韶州去一趟,请大清的广东提督帮忙坐实闹事为首官员的通敌罪名。当然,如果军情司直接查出有官员暗中通敌,那自然不须多费手脚。
针对周士相所提出的会道门分子、土匪**细等问题,汪士荣又提出了一个整肃镇反计划。
按汪士荣的计划,镇反分三个阶段,今年即永历十三年七月至十月为第一阶段,在两广范围内进行内部肃反,清除地方官府内部不坚定的摇摆分子,重点是那些前清降官。同时在地方驻军和地方保安团队中也要开展清查,大规模发动百姓检举揭发那些暗中和清军、会道门分子有联系的官员。
第二阶段为十月至明年三月,届时由军帅府统一指挥各地,调集驻军、府县乡村保安队力量,集中力量打击土匪、奸细、汉奸及恶霸势力,定下包片包区负责制,对负责官员进行考核,同时在广东开始取缔帮、派、社、道等组织。
第三阶段则是明年三月以后,主要就是将广东所取得的经验向广西和湖南推广,将广东前两阶段的经验总结成册,好处要重点推广,不好的地方也要及时改进。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周士相听后,觉得这个办法和太平军在湘西剿匪的经验差不多,所区别是这一次加上了城镇中的会道门和恶霸势力,并且第一次在太平军的军政体系中开展自查自清。
“大帅,我以为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汉奸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杀个人头滚滚,如此才是乱世用重典。对于那些和这类人有勾结的官员,便是军中将领也要该杀的杀,该抓的抓,绝不能留情。”
“首恶惯匪自是要统统杀了,从匪的和那些信徒帮派分子,捡些罪轻的充到各地农场铁矿,罪重的便发到安南去。远征军在安南取了两个地方,正好修筑两座新城,让这些人去,城建好后就留在那里。以后有重犯也可考虑送到安南去,免得浪费人力。”
周士相很满意汪士荣的方案,示意袁廓宇和管刑部的丁之相连夜起草一份上监国奏疏,名为《请肃地方安靖表》,以便能够获得唐王对地方整治的支持。
宋襄公对周士相突然要搞镇反,且在军内也要搞有些不解,周士相对他解释说,以前为什么不能大量镇压那些旧地主士绅残余势力和地方的反对派,不在军中清除不稳定分子,是因为时机不成熟,两广人口有限,钱粮短缺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且一直在同清军殊死战斗,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
现在情况不同了,赵自强的远征军在安南取得大胜,制服了安南郑氏,得到了大量赔款和粮食,所以钱粮短缺的问题基本解决。军事方面,太平军连续大胜,西南清军已被封锁,福建和江西的清军又构不成威胁,又建了三大野战军团,可以腾出手、调出兵马着手解决这件事。更加重要的是,难得有这次行宫闹事事件,要好好利用这次机会,否则积弊下去没有好处。
宋襄公问为什么选择在马上北伐这个节骨眼开展内部镇反,周士相的回答是:“北伐有好处,有什么好处?北伐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建村设乡的锣鼓、镇压汉奸、打击旧官僚、士绅势力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北伐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旧官僚,再那里又杀了一帮道门分子,抓了一些帮派分子和道门信徒,到处闹,天下人就会觉得我们两广对地主士绅不友好,对读书人不友善,对百姓也不好,那后面很多事情就不好办了....尤其我们这次北伐重点是夺取南都,占领江南,而江南的士绅最多,因此我们必须让天下人知道我们要杀的是通敌的士绅,是那些渔肉乡里,勾结土匪、道门祸害百姓的官员士绅,而不是知大义、识大体、亲百姓、明事理的士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