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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会选择后者。纺织品价格下跌,会让他们买不起粮食,但他们肯定不会埋怨压低收购价的商人,而是会埋怨太平军。这世上从来不缺流言,也不缺背后煽动者,官府一直要求百姓弃经济作物改种粮食,百姓不愿意,突然纺品价格大跌,不是官府的错也是官府的错了,何况,这本来就是官府的错。
蒋国柱提出的办法是粮食补贴,通过高额补贴让百姓种粮所得不低于,或者说不差种棉、种桑太多,以此来鼓励百姓自愿种粮。但这种作法只能短期内而为,不可长期,也只能仅限在一府或数府之地,不可在全国推行。原因很简单,哪怕是通过清欠和通海等案聚敛起大量财富,周士相的银库也吃不消这等花钱如流水般的补贴。
蒋国柱认为应将粮食补贴的这部分钱转嫁到商人头上,由官府出面成立类似盐务总局一个性质的纺织总局,规定所有作坊必须接受纺织总局的统一管理,然后控制纺织品流通,在金山卫等港口设卡专营,凡出口海外的织口必须经港口抽取税收,税收所得再用于补贴农民种粮。
这个办法和汪士荣的办法一结合,等于是在从事纺业的商人和作坊主头上剥两层皮,两人都未考虑过商人会将损失转嫁到农民头上。本质上二人提出的办法就是重农抑商。
周士相现在要鱼与熊掌兼得,那么思来想去,既要让百姓肯种粮食,又能让商人们能够承担“开中法”的损失,只有一个办法,抬高货物价格。如此一来,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将海路控制在手中。
周士相现在可以补贴农民一两年,甚至三四年,只要江南的粮食产出稳定,这几年的付出是值得的。但是整个北中国有多少人,又有多少省,将来出关收复关外又要多少粮草。总不能太平军旗帜所到之处,和清军一样将饿得哇哇叫的百姓先屠个一遍吧。
同郑家的水师一样,控制海路又成了周士相急于解决金厦的一个理由。
张长庚提出的办法则是兴修水利,引入良种,为佃户减租减息,并且将北逃地主的田地分给无地农民。兴修水利是治本的事,也是利在千秋的事,只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成的。引入良种,高产作物,周士相也一直在着手,只是广东方面却迟迟没有传来有关红薯种子的消息。
其实,周士相对于引进红薯并不热心,在他看来,他要做的是让活下来的汉人同胞能吃上米面,而不是以什么红薯垫饱肚子,使得人来人往尽是“菜色”。玉米也是高产作物,且适宜在北方大规模种植,这个周士相倒是特意吩咐广东从海外寻找。
最终,周士相决定开办纺织总局,由纺织总局统一管辖松江等的的织户和经营者,并行“许可证制”,迫使商人和从事纺业的百姓必须向官府交纳粮食;同时推行种田补贴,鼓励农民种粮食,对其中优秀者给予嘉奖,减免赋税或予以赏赐。同时查缉商路,于港口设关收税。另外则将各地清欠分司转为正式衙门,接收从前府县官办之事,推行建村设乡,整合农村,提高生产效率。另外,则是在江南开始推行“粮票”制度,减少金银流动,使“粮票”成为唯一流通法定“货币”。
对福建郑家动手已是迫在眉睫,周士相在等福州的捷报。福州一下,四镇太平军则立时扑向金厦,迫使郑森来朝,郑经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