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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力扶植下，佛教才开始在中国站稳脚跟、并迅速在汉族中蔓延开来，结果导致大批汉人改信佛教，以至后世很多汉族统治者也逐渐接受了佛教，从而成为奴役华夏民族的精神枷锁。
金良让人请来虎牢关镇国寺僧人普净，又让普净遍请中原以及黄河以北所有寺庙僧众，前来朔州，为那些罚做苦役的羯人、匈奴人讲经诵法。
那个普净便是演义上在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过程中，在汜水关遇到的那个提醒他小心卞喜的僧人，这个普净后来云游天下，来到甘泉山，在那里结草为庵，见证了那个关羽的显圣。
当然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甘泉山显圣是罗贯中的灌水，是无稽之谈，但那个普净却真实存在，那个镇国寺也确实存在，但不懂地理的罗灌水却把虎牢关、汜水关这个同一个关却在不同历史上有不同名字的关隘写成了两个，而东汉时期只有虎牢关，普净便是虎牢关镇国寺的普净。
东汉有汉人不得出家为僧的禁令，显然普净不是汉人，而是汉化的月氏人，普净从其他地方请来的僧众，也没有什么汉人，都是天竺和西域其他国度来中土苦逼地传播佛教的人物，算是达摩的前辈。
金良都懒得接见这些秃驴，但为了鼓励他们愚化那些胡人，金良还是强忍心中的厌恶，厚礼接见了他们，厚赐他们许多金银，同时指出他们的佛教之所以一直被汉人抵制，是因为他们是从天竺传来的宗教，是胡人的宗教，若是不能让胡人信奉，也说服不了汉人。
普净这些秃驴恍然大悟，决定先去努力给那些被中央军强制奴役的羯人、鲜卑人、匈奴人讲经诵佛。
佛教核心理念是禁欲，是严重缺乏反抗精神、进取心的宗教，被这样宗教理念洗脑的胡人，会丧失掉他们根子里面对大汉花花世界的觊觎野心，像之前那个屡次打得大唐溃败横行高原不可一世的吐蕃人之所以一蹶不振在唐朝以后对汉人无法造成威胁，就是因为文成公主给他们带去了佛，那个横行欧亚大陆的蒙古黄金家族之所以凋落甚至沦为满清人的附庸，就是因为他们开始信仰了佛教，后世任何一个全民信仰佛教的国家地区都是没有发展希望的地方，因为那些人失去了进取心，那个全民信仰佛教的泰国某些男子甚至失去了男人最起码的对女人的进取心，说来一点也不奇怪，反正对僧人而言，那玩意长着也没用。
金良望着这些秃驴们远去的闪闪发光脑袋瓜，不禁仰天大笑道：“那些不肯汉化的胡人，在秃驴张开嘴巴的一霎那，你们开始完蛋了。”
金良派普净等一些僧人给那些没有资格被汉化而只能给汉人修路筑城的羯人、匈奴人、鲜卑人讲经诵法宣扬佛教，半年后，那四十多万原本桀骜不驯时时想着反叛的胡人都信奉了佛教，都觉得现在受的苦是上辈子他们做过的恶所应该受到的惩罚，都心甘情愿地修路筑城，做着汉人不愿意做的一切繁重劳役。
那些信奉了佛教的胡人情绪都非常平和，逆来顺受的气质让金良看了分外开心，同时也异常警惕，警告普净等僧人不得给汉人传扬佛教。
金良下了密令，所有给汉人诵佛的僧人一律处死，所有信奉佛教的汉人都被贬斥为胡人，金良认为那些信仰了天竺胡人教派的汉人，背弃了汉人根本的祖先崇拜信仰，属于数典忘祖，理该被取消汉籍。
在随后的日子里，普净等僧人不但继续给胡人宣扬佛教，还在胡人里面发展僧人，继续给那些拒绝汉化或没资格被汉化的胡人传扬佛教，普净等人自然认为释迦牟尼那一套毫无瑕疵，根本没意识到佛教消极之处，他们只看到那些本来杀掠成性的胡人在他们这些僧人的感召下放下屠刀了，都成了清心寡欲逆来顺受的现世佛了，大受鼓舞，他们都非常感谢金良给他们指点迷津，让他们突破了佛教东来一直不得发展的禁锢。
虽然普净等僧人帮助金良在愚化胡人上立下了大功，金良却只给他们一些金银的赏赐。只给他们在那些胡人聚集区设立狭小的僧庙，从来不会拨给他们僧田，更不会在那些名山大川风景秀美处脑残地给他们修建名刹。也绝对不会让他们蓄养僧兵，因为金良知道历史上南北朝时期佛教失控发展所造成的危害。
在南北朝大动乱时期，杂胡政权解除汉人政权的禁令。强迫汉人信仰佛教，用佛教从思想上俘虏中国人作佛奴，生活、礼仪、思想完全与天竺佛徒同化，他们甚至自称为佛子释种，不认自己是中国人，寺院放肆扩展，不仅有自己的武装僧兵，有自己的广阔的僧田。有自己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受国家律令的约束，一个寺院等于一个**或半**的佛国或佛刹，不少原属国家的编户民众，为避苛役重赋，相继投入空门，此外社会政治动乱的加剧。亦令普通百姓寻求相对安全的宗教实体之庇护，以致全国的佛寺竟有三万之多，僧、尼数目则有两百万之巨，约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同时佛教寺院大兴土木。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又大肆兼并和掠夺土地，占据了大量的良田。
金良知道，在张角太平道暴乱失败之后，道教遭受官府强烈抑制，也是佛教兴盛的一大动因，金良可以用严刑峻法来限制自己同胞不要去信仰不入流的消极思想，但这毕竟治标不治本，治本的方法是建立一种全新的积极向上的宗教，来取代佛教、道教，甚至成为大汉的国教。
金良在此之前曾做过许多超越时代的创举，军队编制、军衔制、严肃军纪，搞来搞去，每天让各级参军对各级将士做宣讲会，做频繁的思想指导，但金良心里还是惴惴不安，因为他发现，跟后世那个不怕艰难不怕牺牲具有世界第一的战斗意志的军队相比，他麾下嫡系部队中央军差距还很远。
究竟中央军这支冷兵器时代的军队和现代军队差距在那里呢？
武器装备不同只是外在表现，纪律其实也只是外在表现，靠金良自己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也只能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日后招募更多的军队时，征战更远的地方时，纪律靠什么来保证？靠外在的宣传和刑罚是远远不够的，军队纪律的来源应该以内在为主，外在为辅。内在是什么？是信仰。
一个军队没有信仰，没有一个为之可以拼命牺牲的目标，一时半时维持起来的纪律是不会久长的。后世的革命先烈击败日寇、白军、美军、越军、印度军，几无败绩，靠的就是有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的信仰，大家觉得有奔头，才会听话，才会拼命。
当年的天平天国自天京之乱以后一蹶不振，不是因为死了一些将领，而是洪秀全自己带头摧毁了自己的建立的宗教信仰，依照太平天国当年的所作所为，他们的宗教就是邪教，但邪教信仰也是信仰，所以早期太平军在同样的文明，同样的装备，同样的训练条件下能够狂踩八旗和绿营，甚至能够在军事天才石达开的带领下击溃曾国藩的湘军。但是天京之乱证明原来这个宗教信仰就是一群野心家编造出来的忽悠下面的人为他们卖命的，太平天国的信徒们都不相信了，太平军的士兵们也没信仰了，结果尽管有天纵奇才陈玉成、李秀成试图力挽狂澜也难以挽回溃败之势，一代英才石达开兵败大渡河。
金良特别研究过近代的西方民主国家为什么那么嚣张，那么厉害，除了坚船利炮火枪外，他们还有什么法宝呢？答案很明显，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
民主国家之所以会成为世界近代以来最疯狂的侵略者，世界几乎所有大屠杀的刽子手，就在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并不是建立在大众政治基础上的人民民主，而是建立在集团政治基础上精英民主，虽然集团政治的精英民主较之于集权政治的个人独裁的确是一种历史进步，但是这种历史进步仅仅限于对信仰基督教的白种人而言，因为集团政治比集权政治具有更强大的战斗力，能够保证白种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殖民战争中成为殖民者而不是殖民地。
建立在集团政治基础上的精英民主模式，特别适合信仰基督教的白种人社会，借用那句时髦话来说就是，精英民主是具有白种人特色的基督教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基督教统一的价值观，形成了国家统一的行为准则，对富人穷人同样具有约束作用，消除了集权国家多套行为准则的内乱根源，使国家成为强大的统一整体，并保证了屠刀始终对外。这就是纳粹德国残杀犹太人却没有残杀日尔曼人，纳粹美国残杀印第安人却没有残杀白种人的原因。所以，西方国家内部采用什么样的政治模式，只会影响和改变其国内政治斗争的状况，绝不会改变对其它国家的征服和屠杀。
正是近代基督教国家屠刀始终对外的民主制度，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纷纷走上西化道路，结果是失败者多，成功者少。原因就就在于西方民主的前提必须是具有统一的国家信仰，而深谙此道的西方国家为了巩固其世界统治地位，总是打着信仰自由的旗帜，率先打掉对方国家的统一信仰，把对方变成一盘散沙。这就使绝大多数落后国家的西化道路一开始就陷入了悖论陷阱道：西化越彻底，就越是偏离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就越是成为不堪一击的一盘散沙，就越是陷入无休无止的动乱纷争中难以自拔，最终除了做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庸之外，没有其它任何选择。
世界近代史上中日截然相反的西化命运就是典型。中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的西化结果，就是百年战乱，几乎亡国灭种。日本则是按照西方基督教的上帝模板科隆出了一个天皇，拥有了国家的统一信仰，从而成为极少数真正走上欧美国家发展道路的非基督教国家。
想明白这些问题以后，金良决意成立一个教派，一个中国式的基督教，当然肯定不是搞洪秀全那一套信上帝教。不过洪秀全搞的那一套还能吸引那么多信民，金良即将要搞的宗教效果会更好。要想建立一个吸引人参加的教派，既要与众不同，也要有中国特色。
看看东汉末年宋境内有什么宗教，儒教、道教、佛教是三大教派，真正要想让教派发展起来，就要从儒释道三家的长处分析，取长补短。
儒生一般讲究子不语鬼怪乱力神，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信奉那种神格宗教。而且他们信奉孔子的根本原因是这样能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好处，很多儒生天天读儒家经典，内心深处却不相信它，那些儒生有对广大的平民百姓“仁”和“礼”过吗？他们只对外族凶猛势力和上层势力讲仁和礼。搞这种信奉者根本不信的宗教，是中国的悲哀，很根本的悲哀。
佛教，这个宗教究其内涵，还是很有深度，有它的意义的，但是凡俗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这个悟性，他们领会不到佛教的真正要义，只能被佛教外表的消极思想给侵害住，而且大部分中国人信奉佛教讲的就是“临时抱佛脚”，根本没有什么人是真的信奉佛教的。不单单是中国，其他非常信奉佛教的国家现在都落后的不像样子，看东南亚那些小国。
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坏多于好，不仅仅是在思想上麻醉约束了普通民众，而且它这个组织对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也有非常不好的影响，像南北朝时期和唐朝中后期，寺院恶性膨胀，寺院占尽名山良田、不事生产，既没有产出也无法流通，对社会生产资源的占有和浪费非常突出，尤其是南北朝时代，本当艰苦修为、清静无为的和尚们坐拥大量地产，成为大地主，富甲一方，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
当时平民面临苛捐重税，没有田地耕作又无处谋生，很多选择了出家一条路，因此寺院人员闲散冗余状况也相当厉害，甚至到了要耕田的时候没有劳力、要打战的时候没有兵源的地步，佛教的兴旺鼎盛与萧条混乱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公元六世纪，北周灭北齐后立即推行灭佛政策，限制寺院人数，有三百万僧尼还俗，这个数字是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唐武宗时期强迫还俗的僧尼也有26万人，数千万顷的良田被收缴，拆掉寺庙4600所，使社会上的劳动力和生产财富凭空得以成倍增加。
不仅如此，佛门还是特权集中之地。北魏镇压盖吴起义的时候，在一所佛寺里发现大量的兵器，又发现大量地方官和富人寄藏的私物，这给了魏太武帝暴力灭佛的借口，“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令“一境之内，无复沙门”。唐代开国时立下一个规定，进入佛门的人“可免死”。因此招致很多叛军被击溃后就往寺庙里躲。“安史之乱”期间，郭仪与当时的禅宗神会达成协议，默许后者通过私卖度牒的手法换取钱财。佛教徒因此数量失控。种种内乱外患，致使一个本应与世无争、良性运作的宗教组织不断异化，变成了社会肿瘤，非但于政权之外，还与世俗社会的利益相冲突，令统治者欲除之而后快，终于招致灭顶之灾。
作为一个宗教，佛教因为膨胀过快而失控。已经逸出了本身作为一个出世的宗教组织本身的权力和职能范围，与世俗社会争夺起资源和财富，甚至于与政权争夺起对社会的控制权。
所以金良对佛教自然是半点好感都欠奉，不过他对道教则另有看法。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东汉时期在民间兴起，由现在五米道领袖张鲁的祖先张道陵创立，道教的思想。来源于战国时期老李聃、庄庄周的道家思想以及先秦的神仙方术，它主张修身养性，炼制丹药，以得道成仙。道教假托《道德经》之名，学问成分较少。实际成分却是引气、炼丹，荒诞不经，除了哄骗皇帝修炼长生不老之药暂时求得一时发展，实际上对后世文化的影响要比佛、儒两家要弱得多，想想后世那些白莲教之类的邪门教派多脱胎于道教，想想多少皇帝因为误服金丹而提前死去，就让人对道教在这个国度的发展不报什么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