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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十四行诗》，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这事儿他没少听杨溥提起，甚至说许多西方的文明、学问、诗词不亚于我们，尤其是那个意大利的诗人彼得拉克，此人天赋异禀，年纪轻轻就成了运用十四行诗体最主要的代表。他一生写了三百七十五首十四行诗，汇集成《抒情诗集》，献给他的情人劳拉。在他笔下的十四行诗，每首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由两段四行诗组成，后一部分由两段三行诗组成，即按四、四、三、三编排，每行诗句十一个章节，通常用抑扬格。使得诗词音韵优美，的确不错。一时在翰林院很流行，偶有诗作通过杨溥传到了内阁，所以杨士奇对于这种奇怪的诗词也有些了解，他不得不承认，虽不如唐诗宋词押韵来得严格，但在感情的表达上，的确是不错的选择，颇有几分宋词的格调，算得上是一种新的格调，学一学倒也无妨。
比起这诗词，他更关注的是一本叫《地理学指南》，此书充分地解释了怎样从数学上确定纬度和经度线。然而，没有一条经线是用天文学方法确定的，仅仅少数的纬度线是这样计算的。将陆上测量的距离归算为度，就在这无把握的网格上定出地区的位置。海面上的距离，简直是猜测出来的，但不可否认，这本书中的确存在许多大明不知道的东西，对于即将到来的西洋之行，帮助极大。也正是这一点，让他对这几个传教士有了些关注。
得知他们进入大明后，对中国文明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这些赞美之言，无论是谁喜欢听的，身为首辅的杨士奇也不例外。
让他更满意的是，这些传教士不似往日的传教士对大明学问充满了鄙视，动不动闹出动静不同，他们来京师后，开始传教，起初传教十分低调。神父们行事小心谨慎，主要精力都在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以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他们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认为这样能够博得人们的好感，而且他们也觉得这与天主教神父的装束相差不大。这也使中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僧人。他们在这里挂上了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许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来跪拜，他们感到非常兴奋。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这更多是出于礼节性的，而没有宗教意义。也有记述说，他们担心中国人看到玛利亚的画像会误认为他们的神是女性的，而改挂了基督像。 可以说，这次来的传教士不再为了西方的某些原则而不可理喻。相反，他们变的很好说话，甚至为了传教，对教义做出了改变，让他们的教义，教会更让大明人接受，非但如此，他们知道大明士大夫十分的好学，竟以西方科学来武装自己，如前面所说的地理，天文学也是一大手段，这些知识无疑丰富了大明士大夫的大脑，增长了他们的见识，甚是在某些方面，他们的知识的确要实用了许多，如天文上，这次能提前预测到大雪，据说就是因为传教士利用西方先进的天文知识，预测到了这一结果，这样的传教当然受到欢迎。
比起往日一本正经的传教士，他们深知入乡随俗的道理，教士们一踏上中国土地，便开始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话为目标。这些西方修士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并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寻找其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过程中，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读汉文典籍的西方传教士，自然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就这大半年的功夫，京城就开始有 他们翻译了《十诫》《主的祈祷》和《圣母赞歌》，以及《教理问答书》，敦厚、博学是京城士大夫，百姓对这次传教士的评价，许多大明人对天主教产生兴趣，据说有许多士大夫去学习那个什么记忆法，竟十分有用，无疑是让京城人对传教士甚有好感。
就是他这个首辅，偶尔也会看一看他们的教义，不用说其他官员了，据他所致，京城就有十分之一的官儿，知道这些传教士，知道《天主实录》，以中文解释天主教的教义，但好感也只是好感，大明人并没有深入一步。说到底还是因为大明人对传教士了解太少，无论是他们翰林学院老师的身份，还是他们《天主实录》的刊行，中国人始终是把它当作佛教流派而已，中国人对于基督教还没有多少实质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