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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我知道了。”景语兰浴室里冲着水，突然“哎呀”了一声。
杨锐一惊，连忙跑过去：“怎么了？摔倒了吗？”
“有印记了，不能穿新买的衣服了。”景语兰指着锁骨上方的吻痕，很是幽怨。
杨锐盯着锁骨下方看了片刻，悄然关上了卫生间的门。
“你没有新衬衫了！”景语兰惊叫一声。
杨锐用手帮她托着沉重的负担，含混不清的道：“一会叫酒店送上来。”
“不要……”
“反正已经穿不上那件衣服了……”
……
周英耀在酒店大堂乖乖的坐着，时不时的看看表，却不敢打电话催促。
好容易在最后时限前看到杨锐，周英耀连忙站起来，笑容满面的道：“杨主任来了，我现在叫车过来。”
他说着跑出前门，喊王阔将车开过来。
王阔根本就没有把车熄火，一摆方向盘就上了坡道，稳稳的停在了门口，然后小跑着下车，把车门给拉开了。
杨锐笑着道了谢，上了车，再道：“路也不远，我打车其实也行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来的人，应该都懂英语的。”
“那怎么行，您一个人去多不方便，连个跑腿的都没有。”周英耀说的相当谦卑，这些天，他可是见到了杨锐的威势，PCR解决的马尔勒案，几乎让杨锐登上了所有的报刊杂志。这些瑞典媒体，或者介绍马尔勒案，或者介绍PCR，或者介绍杨锐，或者就瞎编故事，总而言之，曝光率是高的飞起，就连中国大使馆，这段时间收到的信件和电话，都是以前的好多倍。
周英耀太知道媒体的力量了，尤其是国外媒体的力量，对于任何一名中国人来说，那都是能带来质变的辐射。
周英耀甚至一度为杨锐而遗憾，他要是年龄再大一点的话，凭着这股子风，说不定都有资格做中国驻瑞典大使，直接正厅级起步。
当然，周英耀知道这只是一种遐想，而且，随着他对PCR的了解增多，他也觉得，让杨锐来瑞典当大使，根本就是浪费。
这种复杂的情绪，让周英耀面对杨锐，就像是面对领导人一样。
“今天不知道具体情况，如果要探讨PCR实验室的建设的话，估计会回来的很晚，你们就不要等我了。”杨锐开口说话，周英耀立即聚精会神起来。
“您放心做您的事，我们就在外面等着，多晚都行。”周英耀笑笑，又道：“现在的瑞典治安不能说太好，还是有备无患为妙。”
杨锐迟疑了一下，点头同意了。
从社会安宁的角度来说，1986年2月以前的瑞典，和1986年2月以后的瑞典是两个国家。
1986年2月以前的瑞典，首相出门都是不带警卫的，帕尔梅每天上下班，或者晚饭后遛弯，身边都不要带保镖。帕尔梅与妻子去市中心里逛街、吃饭，都与平常人一样，自己开车，自己走路，并不要任何人的陪同。
瑞典人对此也习以为常，他们认为瑞典是极安全的国家，并以之嘲讽美国。
直到一声枪响，帕尔梅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一条平静的街道上被人枪杀。
瑞典人失落之级的描述那个瞬间：“首相被杀害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单纯的，圣洁的国家……‘田园诗般的理想国’，突然就被抛进了如此严酷的现实中去了。”
在杨锐看来，这或许也是DNA鉴定在瑞典得到了超乎寻常的支持的原因之一。
整个80年代，由于大量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深刻的改变着瑞典，首先改变的就是它的治安状况，大幅度提升的犯罪率，令这个只有900万人的国家焦躁不安。
PCR实验室，不啻于一个美妙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