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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粮草。也就是说，朝廷让出了整个东南茶场的茶利，也不过是换来在陕西没有加赋税，而借商贾豪强之手来做了这件事而已。”
徐平把这话说破才是真的让很多人抬不起头来，这个年代，凡是有官员提出要改变某种制度，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民不加赋而用自足”，听起来真是利国利民。实际情况则是不加赋而转交给商人豪强之手，比加赋为害更烈。道理很简单，官府经营哪怕是没有利润甚至是稍微赔钱为了民生也会经营下去，而没了利润哪个商人会干？官府加赋自然会有地方豪强向下层民户转移，可豪强一样会与商人勾结起来获取厚利。
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官府还有规模优势，还有诸多的行政资源可用，成本只会比商人更低，凭什么转交给商人小民就会得利？
如果是一些琐碎的小规模商业行为，确实是更适合商贾经营。可像这个年代的茶业这种行业，规模大，商业行为单一，就没有那个道理。
之所以出现如今的局面，还是跟整个大的环境有关。五代时期，官吏不分，做官的往往就是小吏出身，对行政事务的各个环节都熟悉无比。再加上那时候征战不断，各国都是穷尽国力养兵，每一个利润环节国家都恨不得抓在自己手里。两者加起来，就是暴利行业基本都掌握在了国家手中，某种程度上到了古代社会的极致，整个社会也处于紧张状态。
自宋立国，这些行政财政制度改变不大，初期也并没有问题。那时候的能臣，比如赵普，比如陈恕，也基本都是出身小吏，对这整套系统能够驾驭得住。
但自太宗之后，官吏分离，官员越来越不熟悉具体事务，越来越觉得有心无力。
当时为什么实行沿边入中，要借助商贾的力量？看看官员们列出的原因就清楚，小吏难制，成本太高。茶盐这些物资，官府的运输成本竟然比私人还高。为什么？下面做事的小吏使坏，动不动就船坏了，货沉了。还不断地向这些货里加泥沙，如果离得原产地远一点，盐简直就没有咸味了。
而另一方面，销售不畅，动不动就错过了销售季节，官场里的货物堆积如山卖不出去，只能报废，要么就强行推派下去。可偏偏民间缺货厉害，就是无法产销两旺。
知道有这些问题，官员们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无从下手。最后只能是借助社会力量来解决官员能力不足的问题，形成恶性循环。
知道有问题，却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是慢慢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官员的通病。于是越发崇尚空谈，越发看不起能做事的官员，开口就是三代之治，一做事就一塌糊涂。挑毛病那是天下无双，让他们把事情做好那就一筹莫展。
吕夷简这一代算是最后的还能兼具吏才的官员，徐平算是抓住了一个尾巴，如果再过二三十年，徐平只怕是连在这里侃侃而谈的机会都没有。
小吏有小吏的毛病，他们只注重眼前蝇头小利，如果用小吏治国，整个社会只怕也会民不聊生。官与吏本该是相辅相成，整个社会才会平稳发展。这样就要求官员要兼具吏才，不一定要能够比小吏们做得更好，但对具体事务最少要懂，能看出各种门道。
徐平对诗赋经论不熟，愿意埋下身子做事，这是他比其他官员强的地方。
指着旁边几笼的邕州茶，徐平高声道：“刚才说过，邕州去年以一州之地，官府得茶利二十八万贯。同样是茶，为何有这么大的区别？”
张士逊摇头道：“邕州那里产茶，只管发卖，不用像东南茶场一样，还要考虑陕西沿边粮草。徐平，两年事分开来说，万莫混为一谈！”
徐平看看张士逊，点点头：“张相公说的不错，东南茶利供应陕西粮草。可刚才已经说过了，陕西并没有粮草进入，那茶利哪里去了？而且，邕州一州之地，此时禁军厢军加起来也有近两万人，蔗糖务更是已经超过了十万人，需求的粮草也不比陕西少多少！”
从去年开始，邕州便开始增兵，比徐平在的时候多了一倍还多。徐平能够动用蔗糖务的乡兵，并不表示别人也可以让这一套系统运转无碍。实际上按照庞籍等人的建议，邕谅路还要增兵一万，才能够保证不断地向外开拓。
邕州那里，早已不是徐平在的时候那个边远小州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