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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真正按市价收买的，称为和买，会特别提出来的。
再一个是卖，不管是三司还是地方官府，都有许多渠道收或者罚没各种物资，这些物资官方卖起来很麻烦，大多都是直接向相关的行会摊下去，算是另一种负担。有时有的地方官会把官方的茶、酒、盐等专卖物资按户强行摊派，更是敛财的常见手段。
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商业不发达，这种做法还行得通，到了商品经济就不行了。如果公司还是像先前的商铺那样管理，大的公司必然会偷逃税款，负担向中小商户转移。
公司抽税，不能用先前那种粗糙的手段，必须要合理，才能起到徐平所想的作用。按照前世的经难，徐平对京西路新成立的公司重新定了收税的条例。
首先就是营业税或者是增殖税，这是最重要的税种，也是公司跟以前的商铺税赋负但最大的不同，按照公司的经营规模来抽税。商业和服务业类主要是营业税，按照交易额抽取固定的比例，工业类则主要是增殖税，按照利润来抽税。当然，一些小的公司，比如唐大姐等人制衣小公司，为了简化手续，也同样是按营业税来收取。
再一个城防税。公司都是开在城里面，城墙的修护，道理的整治，还有河道，这些公共事业同样要由公司负担。这税与营业税和增殖税区别开来，直接作为本城的收入，由地方上掌握，按营业税和增殖税的固定比例征收。
与城防税差不多的是教育税，以后教育经费不再时有时无了，有固定的来源。这税也同样是由地方官府掌控，建立学校等各种公益性的教育事业。
还有一个所得税。同样的规模，有的公司利润高，有的公司利润低，不可能负担同样的税赋，由所得税来调节，按照公司的经营利润依比例征收。这一部分税款直属三司，不像营业税和增殖税一样要与地方分成。
最后一个是契约税，也就是徐平前世的印花税。所有正式的契约、合同之类全部都要交这一种税，向官府买专门印制的贴条，跟邮票差不多，贴在契约文书上，按照契约的交易数额征收。如果文书上不贴，则就得不到官方的认可，后果自负。
契约税这个年代本来就有，同样是由官方公证的契约收取。只是一般情况下，官府断案并不会因为没有官方公证就不认可契约的法律效力，所以逃税很普遍。公司跟个人不一样，不用考虑人情，所以徐平改了征收方式，严格征收。印的贴花也同样由有公证功能的书铺发卖，立契约的同时收取。
契约税与其他税种不同，是属于内藏库的，归皇帝个人所有。这么大的改革，总得让有守财奴特质的皇家得到点好处，不然皇帝的支持只怕要打折扣。
这些税要想收上来，就必须要有专门做账的这么一个人群，要不然的话，以后官府不用做别的了，天天就审理各种逃税的官司。这些做账的，由官方给予权威，由公司支付报酬，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作为官方和公司之间的缓冲。
虽然这些事情可以由公吏来做，但官方的身份会加剧与经济实体的矛盾。有了这么一层缓冲，官与民的冲突便就不会那么激烈，而且也同样可以约束官办公司。而这一个人群，也会成为徐平改革的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