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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权,其实都不太难,军中编好规例即可。惟有这军令之权,要交回枢府,有着诸般难处。前方战事瞬息万变,确实不可能事事都等枢府决断,则将帅必有临机处置之权。如此便就有哪一级归枢府,哪一级归帅臣,哪一级归主将之别。要想条理清楚,只怕极是不易。经略要的,是由枢府决断每一战前,要此战打哪里,要守哪里,定了则不轻易动改。至于到时如何排兵布阵,行军作战,则是前线将帅决定的事。临机时,枢府若是觉得必要,可以临时授予帅臣哪些决断之权。”
这些话是徐平教给李璋的,临回来的时候他练了很久,最终能够倒背如流。其实简单一点说,徐平希望战略决定权交回枢密院,前线将帅只保留战役决定权。只是此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极难,非在实践中一点一点摸索不可。
要李璋回京,又把军中大权交出来,是徐平思索了很久的事。如果不交权,他手握十万大军,真地迎面交败元昊,可以肯定会引起朝中猜疑,这个时候赵祯保他都没用。特别是他一直想改三衙的军政大权,那时三衙将领必然群起而攻,自己的地位就危险了。
只有把权力交回朝廷来,朝廷才会放心让徐平带着十万大军,甚至更多的大军与党项决战。这个权不交回来,哪怕把徐平召回朝廷面临军事失败,朝中上下还是不放心,到时只怕宁可容忍元昊,也要把手握重兵的徐平先解职。
交权不是说一句我一切听朝廷的,而是要形成一系列制度、规例,用制度保证前线将帅从此不能专权。只要在这一套制度之下,则不管前线将帅怎么想,都威胁不到朝廷。形成完善的制度,用制度保证一切,才能脱离开分权监视、事事猜疑的格局。
这套制度形成,就跟徐平进行的军改一样,先夺统兵官之权,再夺将帅之权,用制度把这些权力从人的手中,收到各个衙门当中。枢府掌军令,则用制度保证他们做出的军令是正确的,只要不是整个衙门全都成了白痴、狂妄的傻子,发出的军令就不会离谱。从此以后军中事务,不管是军政、军令,还是钱粮、用人,权力都在制度上,而不是归于某一个人。你做这个职务,便就有这个制度规定好的权力,换一个职务,便就是另一个权力。
宋朝是制度复杂、公文繁琐的时代,朝中官员对这一套并不陌生,只是军队由于历史的原因成了例外。现在徐平要把这一套重新推行到军中也不是无章可循,中国的历史足够长,几乎什么事情都能找到先例。秦汉时候军制,便就事无巨细,几乎全部形诸文字。那时候军中不管文职武职,会写公文是基本要求,自己的一切都要在公文中表现出来。现在军中许多统兵官不识字,甚至以不识字为荣,本来就是不合传统的。公文就是实物化了的制度,保证了公文的严肃性,就保证了制度的有效性。文山会海不是有害的,只有无意义的文山会海才是有害的,换句话说,多并没有坏处,只有无意义的多即冗才有害。
只有用制度限定了权力,在制度中武将不可能因为专权做出分外的事,朝廷才可能放心把这大权交给将帅。世间的事就是如此,权力限制了你才能得到权力,不受限制的权力就是狂想。妄想什么都自己说了算,一切凭自己喜好行事,权力不受限制,那只能跟禁军中权力几近无限的统兵官一样,慢慢被边缘化,甚至被人鄙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