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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往之而不能至。”
“此为真读夫子之书者也。”赵祯点头，“宰相坐。坐而论道，古礼。”
徐平谢过，坐回位子上。到了这一步得到赵祯认可，已经成了大半，不由出了一口气。
请过茶，赵祯又问：“士大夫当遵君子之行，人君亦当守君子之行，此无疑义。然以仁义治国，汉行之，虽有文治武功，终不免败亡。敢问宰相，汉亡是失仁义之故与？”
徐平捧笏：“回陛下，圣人之道犹如君子之于士大夫，可照亮前行，然而路上走得到底如何，却又非全归于仁义者。失天下，必失仁义，此无可疑。仁义一时之失，未必就会致天下败亡，此有挽一时失仁义之术而已。有挽天之术，而曰天下不必本于仁义，是匹夫之见。不行仁义，纵能一时挽天倾，终不能长久。是故，天下之治终究归于行仁义。仁义乃天下所本，而非一时之用，讲仁义之用，则未过儒门门槛。”
至汉朝中原汉族完成了文化大一统，天下之民皆称为汉人，而不再称秦人、楚人，齐人、燕人。汉儒的大一统本于天命，虽然后人说是编造出来愚弄下层的，但实际上当时从皇帝到大臣都信得很，中兴汉室的光武帝尤其信这一套。从魏晋到隋唐，天命之说已经难以为继，避于江南的中原正统终不能光复天下，残民者昌，佑民者殃。
到宋朝儒学再兴，天命说被放弃，宋儒改以公天下、查治乱的正统说来代替。从古文运动到疑传惑经，再到六经注我，都是这一体系的一部分。然而宋儒的努力，最终还是没有改变被蒙古所灭，中原陆沉的结果。这些努力，实际上随着宋朝的灭亡就离去了。
历史不能假设，认为宋朝不灭会如何，实际上宋朝出现这种思潮，从皇帝到士大夫都愿意做出让步，正是因为有巨大的外部威胁。没有外部威胁，内部矛盾就会转趋激烈，皇帝和士大夫相携相让的局面也不会出现。
宋亡之后是元，明灭元，之后又被清灭。清末正统论再次被拿出来鞭尸，从梁启超到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从破正统论入手，打破汉族的文化一元，中原一统，又是后话。
文武完足，徐平立下如此大功，来任宰相要职，比其他权相更显眼，会不会引起赵祯猜忌，甚至下毒手？想多了，是把历史的特例当成了通例。实际上两宋三百余年，并没有因为宰相威望过重，权力太大而让皇帝下毒手的。哪怕是宋太宗时期规矩未立，那时的权相赵普甚至插手皇太子之争，最后也没怎么样。一时失宠外贬是有，最后恩遇不失，安然去世，身后得享哀荣。
有这种想法，根本上还是没有认识到宋朝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并不是一句笼络人心的虚言，而是整个政权的根本。在这种政治结构下，权力再大的宰相，也无法威胁到皇位。而再是猜忌心重、专权独断的皇帝，也不会对宰相下手，不然天下根本动摇。
宋朝的皇权与相权，有矛盾，但更多的是合作。双方之间不是你多我少，除了极个别的权相，大多数时候是相权加强，皇权随之加强。不认识到这一点，徐平怎么敢来做这个改革的宰相？再是大公无私，也得先为自己和家人考虑。
讲善猜忌，刻薄寡恩，手段毒辣，甚至是勤政，宋太宗都不下于清朝皇帝雍正。但雍正朝杀得人头滚滚，太宗朝的赵普哪怕卷入太子之争，最后落败，也能安然离世。
问道于宰相，施政于天下，徐平只有向赵祯讲明白了自己的施政根本，获得了他的认同，才能推行强有力的改革。改革成功，取得成效，徐平有功，赵祯有德，大家各取所需而已。徐平的功，远不能威胁赵祯皇帝之德，实际上是大大稳固了他的皇位。
讲过了人性，接下来，徐平要结合这一套意识形态，讲自己要如何施政了。
只有把意识形态、政治结构与具体施政打通，才能推行一场顺利的改革。至于这场改革会触动谁的利益，谁倒霉，谁得利，其实不用想太多。能够影响到改革的官员，并不会像到菜市场买菜一样，斤斤计较自己得了多少利益，失去了多少利益，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根本就算不清个人的利益得失。真正让他们拼争到底的，是意识形态的差别。
把改革的成败说成哪派人屁股坐在哪边，是回避意识形态，随手给出的一个解释。
历史上数十年之后的熙宁变法说明了这一点，千年之后的改革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历史洪流面前，个人利益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不管具体斗争的手段如何，能在思想上包容反对者，互相提携，互相纠偏，改革中就能取改革者和反对者的上限。而如果你死我活，形成党争，就会取双方的下限。
关键在思想的碰撞，而是不斗争的手段。哪怕双方火并，战场上打生打死，做到了思想上的包容，就能取得一个好的结果。而如果思想上不包容，哪怕是双方客客气气，温良恭谦让，一样会取出双方的下限。
这是改革的逻辑，改革者当遵从这个逻辑，不要把好事变成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