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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成白的。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便就写一篇文章，别起新意，说秦国富强跟商鞅一点关系都没有，灭亡倒全是起因于他。苏轼写这篇《商鞅论》，本意借着贬低商鞅和桑弘羊，对宋神宗和王安石指桑骂槐。后世又有小文人，见了这立论，以为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道理，一惊一乍地说你们都不知道吧，秦朝是因为用了商鞅灭亡的。
读书人中，最怕小文人。这种人自我意识过剩，对上羡慕嫉妒恨，对身边不如自己的鄙夷不屑一顾。一与身边人议论起来，那就是自己有经世安邦之才，只是上面无眼，自己不得重要罢了。等到与上面相处，则点头哈腰，拼命巴结。无奈的事情，下层的舆论受这种小文人影响最深，流言广布。一旦有上面的人利用起来，就黑白颠倒。
徐平前世有一个同事便就是如此，不知道从某国的哪个不入流大学留学回来，因为身上沾了洋味，洋秀才在领导眼中远胜于自己这个土举人。平时说起事情来，经常就是不屑顾地来上一句，你说的这些，人家外国人早如何如何了。你要真问起如何如何来，不管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他没有一样能连起来说顺溜的。因为身上带了洋味，说得再不顺溜也是永远对徐平不屑一顾，你还奈何不了他。小文人也是如此，你看他不顺眼，但他终究是个文人，在以文治国的时代，社会地位就不是你能够比上的。
改革者最怕就是这些，什么治国理政的大道理，最终还是要变成一条一条行政措施施行下去。而在最底层解释这些措施，主持具体的施政举措的，有很多是这种人。为什么作为一个千年后来的人，徐平不反对官吏之分？实在是怕了他们，最好留在吏这一层。
做着宰相，进行着改革，成了天下得利，哪怕一时有反对的，也只能受着。怕的就是有后来人，当这些改革措施利尽弊显的时候，利用起小文人的口，把自己这个改革的先行者一脚踹倒在地。压了自己，再把这个时候的措施反过来用。时代不同了，这个时候不行的那个时候说不定就行了，现在行的那个时候不行了，重新引起意识形态混乱。
见赵祯和吴育两人的神色怪异，徐平道：“道与术，虽有相近之处，万不可混同。天下因道而守，因术而兴。大道不变，江山永固；小术辄变，天下屡兴。世之谓变法，实是治国之术利尽弊显之时，别取一术而已。不可据道而问国因何未兴，亦不可因一术兴国而欲以此世守天下。秦之兴，术耳；秦之亡，弃道而取术也。宰相以大道佐君王，臣以仁义之道对陛下。但当朝理政，必用某术。术之为术不为道，盖其必有利弊两端，臣此时以此术行之，皆是取其利而暂抑其弊。后来理政者当深知，利尽弊显之时，当变其术。”
道就是意识形态，术就是一时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在政权维护统治和抑制剥削的两面性之间摇摆。决定了如何看待剥削，就决定了意识形态，不同的意识形态可以用同样的施政措施，但却有不同的目的，用来解决不同的问题。不要以为用了同样的政策措施，就是同样的意识形态了，那样就丧失了自己的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会有凯恩斯主义，不能据此认为有了社会主义成分，只是用这些政策措施进行阶级调和而已。不调和，剥削的烈度已经让社会不能发展了。而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剥削烈度的调整或许有相似的行政举措，但其目的和手段都不会相同，相同就有问题了。
徐平前世的那个同事，最喜欢挂在嘴边的就是纳税人，紧跟的另一句就是当年我在国外如何如何。用纳税人这个词来要求政府，就是典型的意识形态。
认为剥削理所当然的，养一个政权来调和矛盾是不得已，才有纳税人意识。我向这个政权纳了税，便应当得到什么待遇，不合心意就要骂，政权要认真对待他们的关切。而那些穷得不纳税的人，对不起，政权不为你服务。那些富得不纳税的人，你觉得不顺眼，政权为什么不逼他们尽义务？对不起，那是政权的主人，政权管的是最广大中间阶层。你想当纳税人，得到纳税人的待遇，你得先接受这个政权有主人，帮着主人管理你而已。
认为剥削不应该，只是不得不暂时忍受的，你的权利和义务与纳税无关，纳税只是你必尽义务的一项而已。不管你纳不纳税，都应该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看起来相同的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其实有着两种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