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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敞是疑经派,历史上他正式掀起了疑经惑注的大潮,最终宋儒走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一步。经典的价值在于其中的道理,世道变了,道理也要变。

    徐平前世,也曾经跟着小伙伴一起,笑话宋儒,连经典都自由心证了,还好意思厚着脸皮称儒。现在明白,正是因为走到了这一步,儒家才在这个年代获得了新生。把先贤当神供着,捧起一个又一个大儒,不断添新经,儒家才真正亡了。神和鬼,不应该在这个文化体系中存在。以天命去诸神鬼,才形成了周朝的道德,这也是儒家的根源。重新把鬼神请回来,就是在走回头路。回头路走到头,就是绝路。

    刘敞极是开心,有当朝宰相明确地说,一切经典皆可疑,皆可变,让他欣喜非常。做学问要疑经,是需要勇气的,免不了有人冷嘲热讽。问你一句,你比先贤还高明?先称称自己有几斤几两,人贵有自知之明啊。很多人,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沉寂了。

    道理面前没有高低贵贱,没有什么不可置疑的天条,存在了这种天条,说明文化出了问题了。学问是因为合了道理而正确,而不是因为某个人说过而正确。

    徐平道:“子墨子不满儒之伪,而立新学,以天、鬼而立论。能成一时显学,终究不能被当政者用,归于沉寂。至荀卿、孟轲,儒而成两家。荀卿以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为根基,自成一家。国之命在礼,礼义生而制法度,隆礼至法则国有常,重法爱民则霸。其学以韩非、李斯承其后,行于秦国。荀卿既言人之善为伪,则何必取这伪善,直以法进而为律,一制度于天下,为天下大一统。去伪善,用制度,而变为法家。”

    说到这里,徐平摇了摇头:“秦二世而亡,天下皆知其亡于暴。其暴何来?既然人性只有伪善,而于百姓一律绳之,听命役使如牧羊则可。荀卿之儒天人分,人事不再为天命所化,为其所得。当天命已经化入人心,天人之分已不可不行。因善是伪善,而取隆礼重法改人性,为其所失。善与恶,皆在民心,民之好者为善,民之恶者为恶。世间的男子好美色,则女子有美色为善。人人皆好美色该如何?天下之乱起于争,弭争者为善,劝人争者为恶。善恶起于民心之中,是故人性有善有恶。万千道理,皆归于民心中,此为根本。”

    一切政治皆起于争,无争就无政治,人人自足天下自治,人类社会不需要治理。认为争是源泉,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共产主义认为生产力发展,出现了阶级分化,从而出现了阶级矛盾,阶级矛盾实际上就是争。在阶级斗争中生产力发展,最终进化到共产主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始观点,与大同——小康——大同的三个阶段是一致的。后来的社会主义认为可以先消灭阶级,而后发展生产力,进而发展到共产主义,是一种变化。这种变化与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善是伪,有异曲同工之处。即认为人性的一切皆是社会性,非社会性的为伪。既然伪,那就可以用社会主义的法律,新时代的制度来规范。不只是要规范你的行为,还要规范你的思想,因为不合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伪的人性。这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法家,社会主义者爱法家,其施政具有浓厚的法家风格,不是没有来由。

    荀子的思想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即人的精神天地,跟自然的天地分开,换句话说就是唯物主义。孟子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思想,还在人与天命的关系上。正是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分为了两派,接受了孟子的民为本,但又同时接受了荀子的隆礼重法爱民。民只要爱就够了,怎么做事,怎么思想,由礼和法来规范。最后的理学,实际上也走到了这一条路,存天理灭人欲,那就用礼法去灭民的欲。所以北宋这么多政治人物,朱熹就拉着司马光跟其他理学创立者一起,做道学先生。跟他一样尊孟的,偏偏他就则看不上。

    王安石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没有遵循荀子的思想,而是在孟子的思想上进一步,实现天人分离,把天命从人世中摘了出去。这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最根本的一条路线斗争,是政治本于民心,还是民心本于政治。王安石认为政治要顺民心,重德教,性无善恶,而情有善恶,百姓自己会处理善恶。你不能规定百姓的行为,约束百姓的思想,来推行政治的教化。司马光则相反,隆礼重法,法在礼后,最重要的是三纲五常,规定百姓的思想和行为。把人的行为和思想都规范约束了,则天下自然就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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