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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朱由检只能够从大明的历史，来对几个经济学概念匮乏的朝廷阁臣进行教育，皇帝并不是一个老师，但是对于这几个现在他的最重要的助手们，崇祯皇帝朱由检又不得不说的详细一些，否则，没有办法让他们了解经济学，没有办法了解经济，货币，以及这些的关系，和这些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并不容易用语言表述清楚！
崇祯皇帝朱由检无疑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老师，在跟郑月琳耳鬓厮磨了一番之后，崇祯皇帝朱由检又恢复了自己的热诚，恢复了自己想要将大明带入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核心的理想！
不管一个国家强大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最终控制整个世界的，永远不可能是武力！只能够是通过经济，通过货币，辅助以武力！
此外1580年，西、葡两国合并两艘澳门商船，根据合并时订立的《八项和平条款》，原葡萄牙各属地（包括澳门）可以自由地同西班牙各属地（包括马尼拉）贸易，西班牙各属地则不拥有对等权利。两艘澳门商船于当年抵达马尼拉，澳门--马尼拉航线投入运营。澳门至马尼拉的葡船装载的货物以中国货为主，其次是日本、印度产品；返程时装运的绝大多数是白银。1610年，横行南海的荷兰人与西班牙人达成妥协，转向抢劫中国商船，仅1617年一年就有11艘中国商船在南下马尼拉途中遭到荷兰人劫掠。南下菲律宾的中国商船帆樯日稀，澳门--马尼拉贸易则迅速扩大，1619-1631年间几乎独占了中国和马尼拉之间的贸易。
输入马尼拉的中国货物有生丝、丝织品、天鹅绒、绫绢、绸缎、棉布、麻织品、珠宝、工艺品、钢铁锡铅制品、硝石、火药、食品、家禽、家畜等。尤以纺织品为大宗。由于西属美洲市场需求甚殷。中国丝织品和棉织品很快跃居马尼拉大商帆输往美洲货物榜首。并一直保持到大商帆贸易的终结。直至18世纪末，中国丝绸等商品仍占墨西哥进口总值的63%。对华贸易的兴盛，使太平洋贸易量一度超越大西洋贸易， 这从贸易投资方向可见一斑：1618-1621 年间， 美洲投入对欧贸易资金为150万比索，而对东方贸易资金为165万比索。
早在周代中央财政“九赋”之中的“关市之赋”已经征收帛布，但直到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已相当发达的唐、宋以后，各朝仍以实物为正赋。货币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依然只占小部分。直至明代推行一条鞭法，白银成为正赋，财政制度才发生了根本转变，其中对外贸易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首先对外贸易的发展，直接增加了政府的货币收入。在明初朝贡贸易中，明政府对外国贡船夹带的私货一律免税，加之回赐一般大大超过贡品价值，朝贡贸易对明朝财政实际上是一种负担。其后，朝贡贸易日趋衰落，民间贸易兴起。弘治、正德年间。明政府对民间贸易进口货物实行“抽分”制度，抽取一定比例的货物作为进口税。至迟到万历初年。各通商口岸已先后对入口番货改征货币。尽管走私猖獗，入口货物“其报官纳税者，不过十之一二”，但官府舶税收入仍然相当可观，仅福建漳州府海澄县一个港口，万历二十二年舶税收入就达2.9 万余两。在某些对外贸易发达的地区，对外贸易市舶收入甚至成为当地财政的支柱。自正德以来，广东文武官员俸禄已多以市舶收入代支。嘉靖初年废广东市舶司后，自两广巡抚以下当地各级官员屡屡上疏请求重开，所持论点即是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市舶商税。
更为重要的是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中国迟迟难以确立先进的货币财政制度，与钱荒的影响不无关系。明代巨额对外贸易顺差消弭了困扰中国数百年之久的钱荒，从而间接推动了货币财政制度的确立。
唐代税收兼用钱币和谷帛，而穆宗长庆年间户部尚书杨于陵针对钱荒提出的对策之一就是‘今宜使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钱，悉输以布帛谷粟‘，实质上是企图以财税制度的倒退来减少对钱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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