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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皇帝有些失望,召见结束后只赏了梁启一个六品的京师大学堂(应该是现在的北大前身)译书局总办的小官,是以梁启未能全部参与到变法当中去,这件事也给了梁启很大的刺激,他下决心要学好官话,所以一有空就让妻子教他。
前些日子他一直没有立刻去孙纲处求见,这个官话说得不好的原因,在里面其实也占了很大的比重。
梁启的妻子李蕙仙是梁启中举时的主考官李端地堂妹,李端爱其年少有才,所以有此嫁妹之举,李蕙仙年纪比梁启大四岁,又出身官宦之家,但因为爱慕梁启的才华和学识,并没有嫌弃他的家境贫寒,是以两人婚后十分恩爱,孙纲从她给他当“翻译”的神情就能看出来。
孙纲和梁启地话题不自觉的就转到了眼下正在进行的“维新变法”身上,据梁启说的,目前变法的阻力已经越来越大,他们维新派内部也出现了众多的分歧,比如说另一位维新派骨干王照劝康有为把变法的“桂冠”送给慈禧太后,“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对此康有为坚决反对,说慈禧是“老朽不可造就之物。”结果和王照大吵了一场,弄得不欢而散。
另外,康有为的一系列激进“变法”措施已经引起了大规模地反对浪潮,可他仍然不知道变通,一个劲地“硬碰硬”,连他地弟弟康广仁都批评他,说他“规模太过、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动太大”,但康有为不为所动,仍然“我行我素”,可以说“勇气可嘉”,但越这样下去,“变法”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了。
从梁启地话里,孙纲还了解到,康有为目前的权力也很有限,他只是个军机章京,另外权力较大,负责替光绪皇帝起草诏书的“军机四卿”中,只有谭嗣同和林旭同他来往较为密切,但谭嗣同和林旭是属于比较激进的一派,一直希望能够开立议院,但这正是康有为所坚决反对的,所以他们的关系并不好,康有为有一次甚至忍不住在背后向梁启牢骚,说谭嗣同、林旭二人的相貌举止,都不像开过功臣的样子!
康有为是这么说的,“今兹维新,关中国四千年大局,负荷非常,而二者起布衣而骤相,恐大祸将至矣。昔何晏、邓执政,而管公明谓其鬼幽鬼躁,必及于难。吾今俱矣。”
听了这些,孙纲的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
康有为的这番话可是让孙纲着实开了回眼。
梁启和孙纲说这些,一方面是没有把孙纲当外人,显示了他性格当中率直真诚的一面,另一方面,梁启也或多或少的表达了对自己授业恩师的不满。
康有为居然把自己“一个阵营”里的同志都这么比方,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三国时依附曹爽被司马昭杀掉的浮薄文人何晏、邓能和锐意变法救国的“戊戌六君子”当中的谭嗣同、林旭相比么?
从梁启的话里,孙纲知道了太多太多的不为世人所知的东西了。
另外,据梁启说,“军机四卿”的其他两人杨锐和刘光第同康有为并不熟悉,刘光第也只和康有为谈过一次,说不上有什么深交。倒是康有为一直不屑与之往来的李鸿章对变法的助力极大,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和这次的“裁撤冗衙冗员”,就得到了李鸿章的大力支持。
由于反对声浪过高,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专门召见李鸿章等枢臣“面议”此事,在孙毓汶徐用仪等人都不肯说话的情况下,李鸿章引经据典,强调了精简机构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并拿出了他经过深思熟虑的“并裁”方案,就是在现在的基础上尽量合并一些不太重要的衙门,不用一下子大量裁员,而是对可能参加“并裁”的官员们进行考核,“选优汰劣”,尽量在这些官员们的能力范围内予以适当安置,这样,既精简了机构,节省了国家开支,又不会造成太大的震荡。
李鸿章弄的这个“并裁”方案其实有些类似于后世的“末位淘汰”和“竞聘上岗”的意思在里面,应该说是一个目前切实可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