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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晋升记名提督，从此轮防金陵、武昌、西安等地。后奉命驻守天津，补授大沽协副将。罗荣光可是说是那种从基层做起地典型的军人出身的将领。
罗荣光以前曾经奉命协同洋枪队作战，又跟随英国人戈登学习枪炮战术，学成后被委统开花炮营。在镇守大沽炮台后，鉴于列强以前入侵北京都从大沽炮台开始，针对中国当时防务落后的现状，他决心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以固守海防。光绪七年（1881年），罗荣光创设水雷营，遴选各营将士演习布雷技术，兼授化电、测量等知识。并在海河入口处设置南、北炮台共5座，装炮1oo多门，驻兵2ooo名。他又指导在北塘、山海关等处设立炮台。光绪十四年（1888年），醇亲王奕擐检阅北洋海6军，曾称赞大沽炮台为“天下第一海防”，并以罗荣光教练布置有方，荐升为天津镇总兵。罗荣光虽然从此“官位渐显”，但他仍“服食俭约，若老兵然”，始终保持着一个质朴的中人的本质。
在“己亥之乱”前，罗荣光本来已经升任新疆喀什噶尔提督，但他担心国家处于动乱之中，一旦列强从大沽口入侵，国家就会有灭亡的危险，因此没有去上任，而是留了下来，孙纲得知后，对这位老将军可以更加钦佩。
应孙纲的要求，罗荣光这几天带着孙纲等人全面视察了大沽口炮台的防务，并给孙纲讲述了大沽口炮台地历史。
由于天津历来是北京的门户，而大沽海口又是“津门之屏”，战略地位可以说十分重要，明代以来，大沽口就开始设防，清代修建炮台，安置大炮，防守设施不断加强，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防御体系。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加深，大沽地区更成为北方地军事要地。
大沽口炮台位于天津塘沽海河入海口南岸，是入京咽喉，津门之屏障。古以来即为海防重镇，素有“南有虎门，北有大沽”之说。大沽口炮台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为了抵御倭寇，加强大沽口海防战备，明朝开始在大沽口构筑堡垒，正式驻军设防。到了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清政府在大沽口南北两岸各建一座圆型炮台。炮台内用木料，外用青砖砌成，以白灰灌浆，建造得非常坚固。其高度约为一丈五尺，宽九尺，进深六尺。这是大沽口最早的炮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对大沽口炮台进行了增修加固。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已建成大炮台五座、土炮台12座、土垒13座，组成了大沽炮台群，形成较为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清咸丰八年（1858年），僧格林沁作为钦差大臣镇守大沽口，对炮台进行全面整修，共建炮台座，其中3座在南岸，2座在北岸，分别以“威”、“震”、“海”、“门”、“高”五字命名，其寓意为炮台威风凛凛镇守在大海门户的高处。
咸丰八年（1858年）清朝政府全面整修大沽炮台，共建大炮台六座，又建小炮台二十五座，构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6地岸炮防御体系。
除了“威”、“震”、“海”、“门”、“高”五大炮台外，另外还有一处炮台建在北岸石壁之上，称“石头缝炮台”。每座炮台设大炮3门，另有小炮台25座。这个时期中国修建的炮台，因为吸取了多次战场上的经验教训，因此在建造方法上较以前有了很大改进。炮台用木材和青砖砌成后，外面用二尺多厚地三合土砸实，炮弹打在炮台上只能打一个浅洞，避免了砖石飞溅而带来地危险。这种建造办法后来被南方大量采用，在战争中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1885年3月14日，法国远东舰队攻击镇海招宝山炮台，由于中国海岸炮台都已经“换石为土”，法舰射地炮弹打在炮台上根本没有作用，因而被迫放弃攻击退走。就是很好的例子。
孙纲在后世曾经看到一些批评大沽口炮台是“豆腐渣工程”地文章，其主要论据之一就是这个“换石为土”，作者行文之荒唐，可以说和“主炮晾衣”完全有的一拼。
大沽口炮台经过中国人民的不断努力完善，炮台高度达到了三至五丈，宽度和厚度也有所增加，而且在外形上出现了方、圆两大类型。同治九年（187o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十分重视大沽口的军事防务，对原有炮台进行了加固。同时增建了平炮台三座。在光绪元年（1875年），再次对原有炮台进行了整修和扩建，并从欧洲购买了克虏伯大炮和水雷艇等先进的武器装备，使大沽口炮台成为了中国抵御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的主要军事海防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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