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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痛痒的事，象甲午战争期间中国出现大量为日本人服务的“汉奸”，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和这个中国人特有的“国民性情”有关。*
梁启曾经批评孙纲说：“这强国不是你敬茗一个人的事，也不是我梁启一个人的事，而是这全中国千千万万的同胞共同的事，而现在的情况是，只有你自己和我们这些同志，加上李执政张香帅他们和一干有识之士在努力，如果咱们这些人哪一天都不在了的话，这个国家还是会退到原来的老路上去，现在纵能兴盛一时，将来仍然不免于败亡。”
梁启的话当时可以说给了孙纲相当大的震动。
梁启和孙文都认为，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太久了的关系，中国民众现在还没有从“臣民”意识当中挣脱出来，转变成近代国家的人民所必须有的“国民”意识，因而国家民族意识远不如海外华人强烈，现在中国只是在依靠少数精英的力量推动前进，而一旦当这些精英们都不在了的时候，对中国来说，只能意味着下一次的沉沦！
梁启还指出，由于中国自宋以来“崇文抑武，提倡理学，直至今日，以致民益文弱。*夫我民自孩提以至**之间，此中十年之顷，为体魄与脑筋达之时代。俗师腐儒，乃授以仁义礼智、三纲五常之高义，强以龟行鼋步之礼节，或读以靡靡无谓之辞章，不数年，遂使英颖之青年，化为八十老翁，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其受病最深者，愈为世所推崇。且复将其遗毒来者，代代相承，无有已时。民益弱而国愈衰，至泰西诸国雄起，而中国不能当，实崇文抑武之害也”。
梁启曾经专门撰文倡导中国的“尚武精神”，在梁启看来，日本这一次能够战胜俄国收回了九州岛全地，即是因为日本国民“尚武”精神（“武士道”精神？）的缘故。
梁启说，提倡“尚武”精神的最终目的其实是要达到“全民皆兵”的状态，他希望通过国民身体、精神与生活方式“军事化”的形式，能够重振中国的竞争能力，使中国摆脱亡国的现实危险。
孙文也说，在当今“战争最剧之世界”，唯有“尚武”精神才能使中国于列强环伺之时真正强大起来。提倡“尚武”精神不但可以抵御外辱，而且也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必备条件之
现在的中国，好不容易有了喘息之机，培养中国人民的国民意识和尚武精神，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加强海6军。
这两者，其实也是相辅相成的。
孙纲为了不让海6军后继乏人，在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注意加强了为海6军培养和储备人才的各类专业军事学校的建立，并在北京大学等重要学府提倡军事化教育，在短时间内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现在看来，这些还是很不够的。
必须想办法，让国民意识从上到下尽快的形成！
现在国家刚刚赢来了难得的短暂和平，而守旧思想就已经有“死灰复燃”的迹象了，象前些日子那帮向李鸿章“乞赐举人”的老头，就很具有代表性。
李鸿章这头老狐狸当然明白这帮人是什么意思，表面上是要功名，实际上是想要求在新的共和国恢复旧的科举制度，他当然知道这里面的“花样”，因此来了一个“太极推手”，愣是把这事给推了。
李鸿章接见了这帮老头，温言勉慰一番之后，老狐狸说，“举人为君王赏赉之权，鸿章本为前朝一学士，忝为执政，行此特赏，似有不妥”，委婉地回绝了这一要求。
对于老头们想恢复科举的要求，老狐狸也给了答复，“科举之制，为历朝相沿，至今已历千载，因已不合于当世，前朝大行皇帝即有全废之意，如今为共和之制，国家取士，已有招聘选拔之定制，恐难擅改，且复千年旧制，理所不宜。”也是没有答应。
但为了不让民间认为新政府“雍塞言路”听不进反对意见，李鸿章也给了这些老头们一些“甜头”，防止他们回家后乱嚼舌头，给新政府造成不利的影响。
李鸿章的办法是，以共和国政府的名义，给这些老头们每人都了一枚“文曲宝星”勋章（专门奖励学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勋章），以及盖有共和国国玺的“荣誉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