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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知道了。我却等不及，我要问问豆芽去。我蹦出家门，几步就窜到了三婶家。
我和豆芽走在大街上，一会儿，后面就跟上了另外的三个孩子。他们并不是愿意和我一起玩，他们知道我最爱揍人，在一般的日子里，他们常常躲避着我。可是那天，鬼使神差，他们学着豆芽一扭一扭的走法，跟在我的后面，我们一起去完成了那件事。天已经有些热了。我知道，小孩子一般对春天和秋天不甚注意，只有夏天和冬天才可能在他们的心里留下记忆的碎片。可是，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春末的日子。我们一起脱下了衣裤。暖融融的太阳包裹着我们光溜溜的小身子。我们手里拿着我们的衣裤，我们走出村子，我们走进小南山上的一片麦地。刚刚打苞的小麦，在阳光下呈现出连绵不绝的老绿色。我带领着我的队伍，在老绿色里冲锋陷阵。麦子呻吟着，在我们的欢呼声中一片片倒下。后来，我们又学着大人的样子开始拔麦子。我们拔得忘记了天地中的一切。我们的一双双小手全是血泡。我们的身上粘满了麦子绿色的血。突然的，一个孩子大叫一声，快跑啊，老叫驴来了。老叫驴是我们村的大队长。为偷生产队的花生和地瓜吃，我们的屁股没少挨他的巴掌。我迅速地跳下地堰，顺着一条小沟撒开了脚丫子。大概是在晚上记工分的时候吧，我母亲和另外几个大人被老叫驴留在了饲养室。接着的事情便很简单了，我们五个孩子无一例外地被父母痛打了一顿。我屁股的疼痛使得我的嘴巴张得老大。直到我的哭喊声勾引出了奶奶的眼泪，母亲才放下了手中的门闩。在大人的谈论中，我知道了豆芽瘸着一条腿，没能跑过老叫驴的罗圈腿。豆芽把我们四个全供了出来。我后来看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就对豆芽一遍又一遍地说。王连举啊，你这个叛徒！我用手摆出一个枪形，对着豆芽叭叭叫两声。豆芽和我一起嘎嘎地笑。当然，叛徒都没有好下场，豆芽因为这件事。第一次挨了三叔的揍。三婶没有像她常常做的那样把豆芽搂在怀里，三婶和三叔一块儿动了手，打得豆芽一边叫妈呀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一边拖着一条瘸腿满院子乱跑。我从没看见过豆芽挨揍，那曾经是我童年的一个无法破解的谜。直到我十几岁了，我才知道三叔和三婶不打豆芽，并不是可怜他瘸着一条腿。也是在大人的谈论中，我隐隐地知道我们犯了一个大错，我们让快到口的百十斤小麦没有了。那是好几家人的口粮啊。我们张家洼村名里带着个洼字。可是我们村的洼地并不多，我们村有三分之二的地是那种老天不下雨便可能颗粒不收的丘陵地。在小南山那样的地块里，一亩小麦也就产几十斤吧。这件事为我们入学第一天就挨小学校长周扒皮的揍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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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麦子的事很快就从我们的记忆里消失了。在等待上学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仍然欢天喜地，活蹦乱跳，全然不知周扒皮正虎视眈眈地等着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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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的教室是我们张家的家庙。在我记不住的什么时间里，大人们把挂满了墙的族谱和一个个木头牌位烧掉了。他们留下了那些曾作供桌的大条几，权当了我们的课桌。家庙门前有一棵我和豆芽扯着手也搂不过来的老槐树，老槐树分杈的地方。有一个大黑洞，我趴猫儿时常常躲在里面。家庙院子里。有一棵很高很高的死树，夏天里。许多的燕子爱蹲在那棵死树上吱吱呀呀地叫。奶奶说，很早以前，那个槐树洞里曾经住过一窝黄鼠狼，都成了精的，和全村的人友爱为邻，各自得了双方不少的好处。记不清是哪一年啦，兵荒马乱的，遍地里起了土匪。张家的人得罪了土匪，土匪夜里进了村，一把火把家庙给点上了。院子里面那棵大柏树不抗烧，死了。门前的老槐树没死，被火烤得焦了皮。黄鼠狼呢，拖儿带女搬走了。家庙的门台挺高，共十二层。常常的就有吃不饱肚子的学生要在中间的一层台阶上坐下来歇歇，攒足精神跨过朱红色的大门槛。大门的两边是模样完全一样的两座小黑瓦房，它们和家庙的院墙连在一起。东边的一座住着校长周扒皮，西边的一座住着王老师。周扒皮是一个细眉小眼神情严肃的白发老头，王老师是一个扎着两条大辫子的漂亮姑娘。家庙的正房青砖黑瓦一溜儿八间，西四间盛着二年级和三年级，我们一年级和四年级占据了东四间。周扒皮教东四间。周扒皮很严厉。这让不少四年级的同学背后里嘀嘀咕咕。我们听得出他们对三年级和二年级的同学满怀了嫉恨。那时候的课本上有一篇叫《半夜鸡叫》的课文，听说是一个没上过几天学的小长工写的。四年级的同学还以这篇课文为脚本，排练过同名话剧，参加过六一儿童节的汇报演出。这篇课文里有一个老地主，名字就叫周扒皮。大概就是这篇课文给周校长带来了那个外号，使他和张家洼的许多大人孩子一样，多了一个更容易让人记住的名字。
那一天，风清日丽，我们穿着母亲尽了力量给我们制造的新衣服，站在家庙的院子里，听周扒皮一个又一个地念出我们的名字。那些名字对我们来说，是那样的陌生甚至讨厌——它们常常被我们忘记。我们更习惯叫彼此的乳名，或者，外号。就像豆芽。就像大镢柄，就像老母猪，叫在嘴里，多么的过瘾。点完了名，周扒皮指着我。说，你，又指着豆芽和另外的那三个伙伴，说，还有你，你。你，你，你们都跟我来。我们就像一群刚刚被母鸡孵出来的小鸡那样，跟在周扒皮的身后，走进了他的宿舍兼办公室。我们把家庙大门旁的东小屋挤得满满的。小屋靠近南窗有一铺小炕。炕下，摆一张三抽桌。周扒皮抓住豆芽的两只胳膊，将他的臀部狠狠地撞在三抽桌的一个角上。豆芽毫无防备，痛得咧嘴大叫。周扒皮给了他一个嘴巴，说，不许叫，谁叫，就多给他一个嘴巴。他推开豆芽。又扯住我的胳膊。有了先例，我忍住痛，没叫。结果。倒霉的豆芽比我们多挨了一个嘴巴。这也就怪不得他一直流着眼泪上完了入学后的第一节课。我记不清那一节课的内容了，可我记得豆芽涂满了两个脸腮的眼泪。撞完了一圈，周扒皮说，我要让你们记住，上学了，成了学生了。就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若要再做坏事。就得受到惩罚。还记得拔麦子的事儿吧？我们小声说，记得。于是。我学会了上学后的第一个词儿，惩罚。什么叫惩罚？惩罚就是狠狠地揍你。惩罚就是当你犯了规，别人给你的打击。我记住了这次惩罚，一生都想着这次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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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一、二年级留在记忆中的碎片，大多数是和豆芽是和山野河流猫狗鸟雀有关。当我在成年以后和小学的某些同学坐在一起喝酒闲聊，听他们大段大段地背诵日月水火山石田土，背诵那些我毫无印象的课文时，我曾经为我的记忆力之差悲哀过。的确，我甚至都不记得我肯定学过的拼音，以致我开始用电脑写小说时，不得不请我的儿子给我补课。儿子对我说，爸爸，我理解你，你们那时候能学到什么呢？文化大革命嘛！我说，胡扯！我是六五年上得小学，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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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你也许不大相信，从小学一年级直到五年级，我和豆芽始终是同桌。在豆芽没有离开张家洼的那几年，我回到老家，只要和豆芽见了面，我们总爱一起回忆一些小时候的趣事，我们两个人都记得我们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分开过。我们甚至还能够回忆起在一年级时坐在大条几后面的情景。我们坐在教室的第一排。七个人。一个女生六个男生。有那么一个星期天，我们六个男生不约而同地剃了光头。当周扒皮夹着课本走进教室，四年级的班长喊一声起立，后边的大同学就一齐笑起来。周扒皮也难得地把小眼睛笑成了两个逗点。我和豆芽之间是一个女同学，按张家的辈分，我们应该叫她姑姑。可小孩子谁管这些？上课的时候，趁着周扒皮不在讲台上，我从裤子里掏出自己的小鸡鸡，让豆芽按着姑姑的头看。豆芽如果不听我的话，下了课，我就会踢他的屁股。终于，姑姑向周扒皮告了我的状。我的手心挨了一顿竹板的抽打后，姑姑从我和豆芽中间调离了。我和豆芽腚靠腚，肩并肩，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同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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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半天，你也不知豆芽的名字。是的，豆芽只是一个外号。不过，这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你把豆芽当成我童年最好的伙伴来记忆，也许更省力些。我和我童年的伙伴就像我们的父辈和祖辈一样，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外号。我的父老乡亲在那些特别想过上好日子的日子里，有一句口头禅，没有外号不发家。你那时候走进张家洼，常常就会听到如此一类的话，老叫驴今日又钻进小花猫家了。狗肠子在白龙河堤上和板凳滚了过子，板凳那个狠呀，亲兄热弟的，把狗肠子的头一石头打得红血浩流，抹了拉仗的紧箍咒一身。这些话不用作什么修改，说给今天的孩子们听，他们一定会像听童话故事那样津津有味地听下去。我的三婶外号就叫紧箍咒，豆芽是她唯一的孩子，一个一条腿细一条腿粗，走起路来像踩高跷似的又瘦又矮的男孩。这个男孩比我小一个月，在我童年的岁月里，他和我形影不离。我们曾经一起坐在我家的院子里，褪下裤子，比谁的小鸡鸡大，并且，使劲撸小鸡鸡的包皮，妄图像大人那样，拥有一个大大的光溜溜的鸡头。我们也曾经许多次的在一铺炕上睡觉，听三婶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讲狐狸媳妇的故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