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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是不相符的。很多人都是被连累的无辜者。而真正的审片委员会成员有些也的确被曝光了身份信息，有些则暂时还很安全。可这样的行动对于审片委员会来说的确是非常大的压力。
这些老人参与审片委员会的工作，很多都是离退休之后的“发挥余热”。可没想到却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有些人愤怒地找主管部门讨说法，要求保护。有些人则黯然神伤的提出了退出审片委员会的要求。还有些人则纷纷打电话给事件的始作俑者……
翰盛兄弟影视产业集团的董事长汪东翰出生于燕京的一个军人家庭。其祖父是建国初第一批受衔的少校军官。其父亲入伍后在藏区工作多年，最终因一场山体滑坡事故而牺牲在了那片高原之上。当时汪东翰才年仅五岁。他是由爷爷带大的，从小就在军区大院里长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汪东翰从部队复员后，就进入了一家出版社任摄影记者。工作了七八年后随着第一波出国潮到了摩国留学。在摩国他学的是大众传媒专业，得了硕士学位。随后因爷爷病重，就没有继续博士课程而选择回国。
汪东翰回国的时候正是九十年代初，带着在摩国5年留学时期辛辛苦苦积攒的八万摩元回到燕京。当初他从出版社辞职去摩国留学时和原单位的领导闹得不是很愉快。回国后没有正式工作的他准备自己创业。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之后，他和堂弟汪东盛一起组建了翰盛兄弟广告公司。
翰盛起步的时候经营状况不是很好，他最初选择的是做广告杂志。一本大部分篇幅都是刊登商业广告的册页。用上门投递的方式投递到各种写字楼、高级住宅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发小广告的”。每个广告很便宜，只有五六百块钱。
汪东翰后来在媒体采访时坦言他带回国的八万摩元的启动资金，按照当时的运营状况，翰盛兄弟公司，最多可以维持半年左右的时间。可后来，他在部队的一位战友帮了他一个忙，给他介绍了一笔大业务。
他的这位老战友当时在刚刚成立的华夏城市商业银行总行宣传部门工作。起初给他的业务是做一套电视宣传片。可汪东翰却在这中间找到了一个商机。
华夏城市商业银行是由各地的城市信用社统合组建而成的。由于这个原因，当时华夏城市商业银行在全国各地机构的标识五花八门，汪东翰说服华夏城市商业银行采用统一的标识，实行标准化、网络化管理。
这种整体CI设计，在国外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可在华夏却还没有过，这种不算创新的创新。对于汪东翰来说相当于发现了一个金矿。
华夏城市商业银行后来采纳了汪东翰的建议，翰盛接下了华夏城市商业银行全国15000多家网点的标准化规范工程，全部采取蓝标红字白底的标识。华夏城市商业银行这一单，使翰盛兄弟广告公司在CI设计领域里有了很大的名气，也赚到了很多钱。
翰盛又先后接了不少国有大型企业的CI标准化规范项目。三年后，翰盛广告公司进入华夏十大广告公司行列。
依靠广告起家的汪东翰进入影视圈也纯属偶然。九八年初夏的一天，汪东翰在路上碰见了他出版社的老同事，这位老同事当时在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工作，他在闲聊时和汪东翰提到了拍电视剧赚钱的一些“内幕”。汪东翰很快就动心了，他找来了一批人，投资拍摄了一部模仿摩国肥皂剧的电视剧《出版社的故事》。
虽然没有拍戏的经验，但汪东翰利用自己做广告的优势，进行了很好的推广，第一部戏居然盈利百分之百！尝到甜头的汪东翰一头扎进电影圈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华夏电影市场的竞争不是很激烈，利润空间很大，又能赚钱面对这样一个能够使得自己名利双收的产业，汪东翰开始了自己的传奇。
作为商人的汪东翰有自己的眼光，他搭建起了一个翰盛体系——翰盛兄弟广告、翰盛兄弟演艺经纪、翰盛兄弟影视投资，此外还涉足多元化的资本投资。汪东翰在不知不觉中使自己由一个“电影人”的身份走向了多元化，多元化的结果使他不得不考虑资本层面的运作。
按理说这样一个“电影圈的一哥”本没必要对只是电影圈新人的星辉公司进行打压。也没必要利用自己的关系影响审片委员会对于《决战黄海》这样一部电影的审核。可正是因为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使得他不可避免的被拖进了这样一件事情。
当审片委员会的一些老朋友打电话给他诉苦的时候，汪东翰也意识到了《决战黄海》这部电影引发的舆论风潮，如果不加制止的话，很有可能会让自己和翰盛兄弟集团也被卷入进去。
他思虑再三之后，给自己的老朋友挂了个电话：“老关，那件事情恐怕很难再做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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