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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福嗣的怀疑对象最后只剩下黄门侍郎裴世矩。
裴世矩是山东高齐遗臣。高齐灭亡,裴世矩入仕北周。先帝受禅开国,裴世矩为其冲锋陷阵,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开国勋臣之一。开皇末年,裴世矩与长孙晟一起主持国防和外交事务,成功击败突厥人,稳定了西北疆域。圣主登基后,改革思路转为激进,高颍、杨素、苏威、裴世矩等先帝老臣转眼便从改革派变成了保守派,双方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裴世矩不愿意在改革一事上与圣主发生激烈冲突,同时又想保住自己的权力,于是另辟蹊径,献上了经略西北的大策略,以专心国防和外交事务,一门心思建设新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来巧妙地回避因为改革加速而引发的激烈的政治斗争。
在今日中枢核心决策层里,苏威因政治制衡而存在,裴世矩因南北关系而上位,宇文述则是圣主在军方的代言人,唯有虞世基和裴蕴才是坚定的激进改革派,是圣主加快改革进程的左膀右臂。很显然,只要与南北关系有牵连的人和事,都与裴世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李风云的背后有裴世矩的影子,受裴世矩的遥控,那裴世矩任由其造反的目的是什么？韦福嗣认定,但凡与裴世矩有关联的事,肯定与南北关系脱不了于系。
就目前中外局势而言,东征必须胜利才能威慑虎视眈眈的大漠北虏,但东都有很多人蓄意破坏东征,要以东征的失败来打击圣主和改革派,所以从裴世矩的立场来说,他的确有可能在通济渠设下一个“局”,以这个“局”来挑起东都各方势力之间的争斗,以此来混乱东都局势,保障通济渠的畅通,保障东征的胜利。唯有如此,他才能确保以其为核心所拟制的新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的顺利实施。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东征失败,北虏南下入侵,南北关系破裂,那么足以证明裴世矩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失败了,裴世矩必定要为此承担责任黯然下台,这是裴世矩所不能接受的,他理所当然要竭尽全力、穷尽一切手段来保全自己的政治利益。
当然,韦福嗣也认定,李风云造反的背后玄机重重,其背后势力肯定不止裴世矩一个,远非推演的这般简单,但以裴世矩与山东人之间的特殊渊源和密切关系来说,即便李风云的造反与裴世矩没有直接关系,裴世矩亦有可能利用李风云和他背后的山东人,为自己牟取政治利益,大家各取所需,各得其利。
如果东征如李风云所推演,已成必败之局,那皇帝和改革派为了稳定东都的政治局面,肯定要向保守势力妥协,那么齐王入主东宫的机会就更大了,但李风云为何非常肯定地说,齐王只要不改变执政理念,就绝无可能赢得皇统呢
对韦福嗣来说,东征的事是次要的,齐王的事才是头等大事,所以他稍加权衡后,还是追问了下去,“东征若败,国内外局势必然紧张,圣主和中枢腹背受敌,危机四伏,按理应以妥协来拯救危局,而册立储君显然是圣主力挽颓势的最好办法,但你却认定齐王无缘储君,这是为甚？”
李风云神情严肃,望着韦福嗣,一字一句地问道,“如果圣主和中枢以妥协为手段,以皇统继承人为条件,要挟你们支持他发动第二次东征,你们是否接受？是否会支持他发动第二次东征？”
韦福嗣略感错愣。
第二次东征？再以举国之力发动第二次东征？这太疯狂了,有失去理智之嫌,国力难以承受,不过圣主和改革派发动东征的目的就是要以军事上的胜利来赢得政治上的绝对权威,然后以绝对权威来加快改革进程,如果第一次东征失败,圣主和改革派权威大损,不得不向保守势力妥协,那改革必定停滞甚至倒退,这是圣主和改革派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所以他们的确有可能发动第二次东征,以第二次东征的胜利来重建权威,来保住既有的改革成果,来继续维持政治上的优势,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
但是,政治的本质是欺诈,政治承诺都不可信,如果圣主和改革派的妥协实质上是缓兵之计,二次东征胜利后,他们自食其言,违背承诺,向保守势力大打出手,要老账新帐一起算,那保守势力就完蛋了,齐王的储君梦也将彻底破碎。
韦福嗣越推敲越觉得李风云这句话可信,心绪不禁有些乱,迟迟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