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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崔宝德不得不提醒费曜,“若想确保通济渠安全,就必须在最短时间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彻底击败白发贼,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言下之意,你是否有绝对把握一战而定,一鼓而下,一次性摧毁白发贼？
费曜哑口无言。他手上满打满算只有三个鹰扬府十二个团两千四百卫士,而白发贼有多少贼兵？粗略估计能打仗的至少有两万人以上,初春齐郡郡丞张须陀曾在中川水一战中被白发贼击败,据传若不是贼帅中有人为了保存实力而阳奉阴违,消极怠战,出工不出力,张须陀极有可能全军覆没。若白发贼当真有如此强悍实力,费曜这一去,岂不是羊入虎口,自取败亡？
“某认同郇王之见解,白发贼若想在通济渠上劫掠到更多物资,就不能中断通济渠,就必须保持通济渠的畅通,否则他一无所获。”崔宝德继续说道,“当然了,白发贼肯定要剿杀,这个祸患必须要铲除,但目前形势下,仅靠我们的力量远远不够,我们唯有具备了绝对优势才能将其彻底摧毁。”
费曜心知肚明,崔宝德实际上已表明了态度,他虽然支持出兵剿贼,但不赞成现在出击,现在不是剿贼的最佳时机,只有等到东都援军来了,卫府军在兵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才有一战而定之可能,才能将白发贼彻底摧毁。
费曜犹豫了,左右为难,事关身家性命,他赌不起啊。
“目前通济渠还是畅通的,从江南而来的船只依旧源源而至,这是事实,虽然贼寇在大渠上大肆劫掠,但从逃生而来的船夫水手们的述说中可以推断,贼寇并没有赶尽杀绝,还是留有一定余地,其目的不言而喻。”
崔宝德看看面色稍缓的郇王杨庆,又看看踌躇不安的费曜,稍加沉吟后,低声说道,“通济渠既然依旧畅通,沿渠郡县也没有纷纷陷落,那么足以证明,现在通济渠危机并不严重,梁郡的贼势也尚在可控范围内……”
费曜一听着急了,崔宝德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欺上罔下,对上蓄意掩盖事实以欺瞒东都和圣主,对下则消极怠战以求与白发贼形成某种程度的“默契”,事实上也就是照搬去年解决通济渠危机的老办法,但问题是,这一次的通济渠危机和去年的通济渠危机,其本质是不是一样？其目的是不是一样？假如本质和目的都不一样,同样的办法显然解决不了不一样的危机。再说,假如白发贼头脑一热,或者他的手下贼帅们不听他的命令,擅自妄为,断绝了通济渠,那形势岂不失控？
“白发贼再次劫掠通济渠,通济渠危机再次爆发,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费曜说道,“对此圣主早已预料和防备,圣主在离开东都之前已经下了诏令,只要通济渠告急,东都大军就急速支援。现在我们已经报警于东都,东都大军很快就会支援而来,既然如此,我们还担心什么？”
“不担心吗？”崔宝德意味深长地反问道,“东都现在谁做主？他对通济渠形势是否会做出危机已经爆发且正在失控的判断？如果他对我们的奏报持怀疑态度,并且有心利用这场危机来打击朝堂上的对手,那么他是否还会出兵救援？是否会及时救援？如果他及时出兵救援了,又会派出多少援军？如果援军数量有限,不能改变目前我们在通济渠战场上的被动处境,那么我们怎么办？出了事,通济渠中断了,责任是谁的？是我们的,还是东都的？”
费曜的脸色有些难看了,这话怎么听怎么不是味,有挑拨是非的意思,但费曜无力反驳,事实的确如此,今日东都政局与去年相比,矛盾和冲突更剧烈,几乎令人绝望。
去年留守宰执大臣主要承担了稳定京师和统筹粮草的重任,决策权始终被远在辽东战场上的圣主和中枢所控制,而今年留守京师的是一位亲王,皇孙越王杨侗,他拥有一部分决策权,但杨侗年幼,少不更事,所以这部分决策权实际上控制在辅佐越王的宰执大臣手上,也就是东都留守、民部尚书樊子盖。
樊子盖是江淮人,属于江左贵族集团,从基层官吏一步步做起,历任多地行政长官,被圣主看中后,遂青云直上,所以他是被圣主一手提拔起来的、绝对忠诚于圣主的、立场坚定的改革派,今天可以说是权重一时,权倾东都了,但他门第不高,资历声望不够,在东都也缺乏人脉资源,再加上现在圣主和改革派权威锐减,在政治上日益被动,导致根基不稳的樊子盖处境艰难,倍受掣肘,政令出不了尚书台,也指挥不动中央府署,军方对他更是不理不睬。由此可以预见,把解决通济渠危机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纯粹是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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