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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严重的是，自去年江南贼刘元进、关中贼向海明开国称帝以来，这一势头就不可遏止了，到今年春天又有李弘芝、刘迦论、刘苗王三个贼帅自称天子，这个趋势很不好，如果不加大打击力度，任其愈演愈烈，则后果可想而知，未来每一位贼帅都有可能开国称帝，都会割据称霸，都将公开分裂中土，如此下去，则国将不国。
圣主不得不在临渝宫停下匆匆赶赴辽东的脚步。
纳言苏威极力劝谏，恳请圣主速速返回东都，只要圣主和中枢返回东都，权力中枢回到京师，居中指挥，则必然能拯救危机，挽狂澜于即倒。
圣主就问，“叛乱为何屡剿不止？如果说河南河北齐鲁有叛贼暴乱，倒是有天灾人祸可以解释，天灾导致饿殍遍野，人祸既有赈济不力，也有山东遗臣阴谋复国，几个条件凑到一起，总有人不顾一切铤而走险。江南叛乱也可以找到理由，江南虽然没有天灾，也没有苛捐杂税，但江南遗臣向以正朔自居，阴谋复国亦在情理之中。但是，关中为何叛乱？关中有天灾？关中有人祸？关中是国祚根基所在，是国之根本，国祚崩溃了，于关中有何利益？朕倒是想问问，关中叛乱，到底是要推翻朕，还是要覆灭王国？如果是要推翻朕，朕即便返回东都，又能解决什么问题？是要朕大开杀戒，血屠关中，自毁长城，还是要朕束手就缚，任由宰割？”
苏威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虞世基、萧瑀、赵才、裴爽等文武大臣亦是不敢说话。
当天晚上，圣主召见虞世基，开门见山地问道，“爱卿，目前形势下，朕是调转马头，速返东都，还是继续东进，御驾亲征？”
虞世基知道圣主的心思，故作沉吟后，小心翼翼地回道，“圣上，开疆安东都未能成功遏制国内局势的恶化，此刻返回东都显然无济于事，除非向西京妥协，否则极有可能顾此失彼，既不能拯救两京危机，又未能取得第三次东征的胜利，最后一败涂地，那形势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一旦明年东、西两部突厥联手南下入侵，圣上如何应对？根本无计可施，结果只有一个，对内对外都是俯首投降。”
圣主沉默良久，黯然叹息，“怕就怕，此次东征，未必能取得预想之胜利。”
虞世基沉吟不语。
所谓预想之胜利，就是灭亡高句丽，开疆拓土，唯有如此，才能圆满结束东征，才能激励卫府将士的士气，才能阻止和遏制保守派的反击，才能重建圣主、中枢和卫府因东征而饱受重创的威权，才能最大程度集中力量进行南北大战的前期准备。
然而，要取得这样的胜利，并不容易，虽然高句丽已经难以为继，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临死前的绝地反击同样具有不可估量之威力，而更重要的是，中土这边也是困难重重，不仅兵力不足，士气低迷，内部矛盾也非常激烈。
大战尚未开始，东征统帅部那边就传来消息，怀远镇的卫府将士不欢迎安东军队，要两路并进，各打各的。这显然遂了安东人的心愿，然而问题是，失去了控制的安东军队，是否还会兑现承诺，不惜代价攻陷平壤？这显然是个奢望，虽然裴世矩可以信任，但李平原已经失控，裴世矩面对坐拥十万大军的昔日部下，又能奈他何？
所以就目前东征形势而言，圣主所能指望的最大胜利，可能就是迫使高句丽投降，而且还是有条件的投降。
然而，这种自欺欺人的所谓胜利，这种劳师动众三年，损兵折将耗尽国力的所谓胜利，不啻于再在圣主鼻青脸肿的面孔上狠狠打上一巴掌，即便圣主想当然地认为这个胜利可以做为遮羞布，遮住自己脸上的巴掌印子，让自己有尊严地返回东都，但实际上这块遮羞布是透明的，反而让圣主成为天下笑柄，威权丧尽。
圣主很害怕，却又无计可施，进退两难。
“圣上，求人不如求己。”虞世基低声说道，“命令许国公（宇文述）、蒲城公（郭荣）、滑国公（李景）、舞阴公（薛世雄）、黄台公（崔弘升）不惜一切代价奋勇攻击，命令荣国公（来护儿）、谯国公（周法尚）率领水师以最快速度渡海作战，水陆兵进，直杀平壤。狭路相逢勇者胜，臣就不信，小小的高句丽到了今天，还有力量阻挡我卫府大军前进的脚步？”
就在君臣二人商谈机要之时，萧瑀神色匆匆而来，突传噩耗。
“三月十一，水师副总管、谯国公周法尚病故于东莱。”
圣主霍然变色，霎那间，脑海中跃过一张张熟悉面孔，内史令元寿、观德王杨雄、纳言杨达、兵部尚书段文振、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自东征开始以来，一个个股肱重臣离开人世，给了圣主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而这个梦魇似乎没有尽头之日，第三次东征开始后，周法尚，又一位股肱重臣离开了人世。
圣主心痛彻骨，忍不住仰天悲叹，“天不佑朕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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