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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进士，做上了七品官，将来又能有多大的前途呢？
陈汉没有了翰林院，但‘翰林院、庶吉士’这一传统却以另外的形式保留着。科举靠前的一批进士，会被选入中央政治学院进修，这也算是加了一层buff了。
本届科考跟往年没有什么区别，考中的进士绝大部分还是要从地方小官做起，能进入中央政治学院，能留在京城各部委的人，总是少数的。
但，这次录取的规模，将空前的庞大。
根据小道消息，这次科考，皇帝要录取各科千人以上的官员。以用来充实南洋、南明州、北美之地。
一个很明显的预兆就是，前不久，内阁下来命令，免了各地‘支边’指标。这所谓的‘支边’，就是到千里、万里之外的新扩之土去当官。
但后者总是要有人的是不是？
什么人去呢？
很显然，那就是这一科的进士。
所以说，承天十年的科举，有不少人如见蛇蝎，唯恐避之不及；也有不少人如看到了天堂，趋之若鹜。
前者是冲着‘进士’带来的新起点而来的，他们当中可没几个人愿意去几千里、万里之外的荒蛮野地去当官。
可这对于很多求之而不得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没什么根基，也没什么背景，更无靠山的凡人们来说，对于那些徘徊不前，久不得志的人来说。只要能到七品，做个乡镇头首，就不错了。
五品、从五品是正县，六品、从六品是副县，以及财政、公安和司法这三个关键部门的一把手，那么七品就是乡镇的一把手了。
能当个乡长、镇长有什么不好？战争都已经结束了，有什么可怕的？
万里之外怎么了？
过去当官不也要有个回避制的么？就算现在，爬倒正县的时候，那也要外调，出不出省不一定，出府却是一定的。而爬到了六品，那就一定要出县。
都是离开家乡，有什么不同吗？
还挑三拣四做什么？
……
这是很多‘凡人’们的‘自我调侃’，那当然是有区别的了。可他们别无选择不是？
反正，如今的南京城，可谓是人满为患。
如曹振庸这等背景深厚，盯着中央政治学院位置的诸世家子弟，和能混个七品官职就心满意足，哪怕是要被发配到天边当官呢也好的草根阶层，纷纷云集南京。
一时间，南京城之大，都有点拥挤了。
各条街道，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摩肩接踵，车水马龙。
一辆辆马车穿梭往来。一家家店铺的招牌，迎风招展。
整个南京，到处都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和士兵，以及巡逻的部队。
是啊，谁来到南京不好好地逛一逛呢？
就跟后世到了燕京和大魔都一样，就算兜里头没钱，只过个眼瘾也好啊。
来自天南地北的举人们，往来穿梭，拉关系的拉关系，走后门的走后门。
比如曹振庸，这个原时空位面里被道光帝最是倚重，生前为官五十二年，仕途一马平川，一江春水，步步高升，无灾无难的首席军机大臣，死后谥‘文正’的汉员，如今仕途走的却有点不顺畅。
他老爹是曹文埴，乾隆二十五年（1760）传胪，选庶吉士，在北京为官近十年。但目光长远，虽没有早早的投效陈汉，却也早早的辞官归乡。在陈汉大势掀起的时候，投入陈鸣麾下，先后在监察院、文教部和顺天府任职，后转入财政部，如今年尚不满五十，就已经是财政部最靠前的副部长了。仅次左右侍郎，很有可能在来年内阁换届后再进一步，跨入侍郎层次。
可那是老爹曹文埴，曹振庸本人的仕途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出身科举世家的曹振庸，立志要考取进士，虽然因为陈汉的规定，他早早的进入了官场，但做的都是闲职。他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来补充知识。
所以这些年里他的职位就没怎么动。当初跟他一块步入官场的人里，都有人坐上了从五品的正县了。他则还是一个八品芝麻官。
更悲催的是，陈汉科举与明清完全不同，曹振庸精通的四书五经排不上太多的用场。而他自己又一心要走各科中前途最远大最光明的政治科。
本来因为天下变革而潜伏家中多年的曹振庸就已经耽搁了一些时间，而前两次参加进士科考的曹振庸又都倒在了考场上，现在他的年龄已经小三十岁了。
所以这一科，曹振庸不能再退了。他的期望当然是标准了政治学院，但没能名列前茅，发配到海外当官他也认了。总比没被取中的好。要是再名落孙山，曹振庸就无脸见人了。
曹振庸的文采不是没有，缺陷是在庶务处理和判断分析上。陈汉的江山稳固，科考就越发正规，试题的难度不断提高，这可比‘考论一篇，判五道，诏、诰、表择作一道；考经、史、时务策五道’难多了。
‘进士’头衔的整体含金量在不断下降，可新科进士们的政治素养却比当初鲁山取士的时候高出了不知几番。
这也是一个不好笑的‘笑点’了。
而‘凡人草根’们就有自己的生存方式了，不管走没走的通门路，都舔着脸上前套个近乎，刷下脸。其间滋味令人‘回味无穷’，有人坚持了下来，也有人选择了放弃。可最终还是要在科场上论英雄的。
对很多很多的中国人来说，考举，都是一个美梦，一个改变他们人生未来前途的机会。
千百年来，自‘科举’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那一刻起，一种打破门楣，改变人生的光明大道就出现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底层寒门子弟的面前。
这是一条通天路！
是地位低下的寒门子弟跃居青云之上的通天大道。
多少家无余财的贫困学子通过科举步入官场，主宰一方？
它的积极意义不需要多说。
“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南宋名臣陈俊卿大殿上回答宋高宗的这句对奏，就是‘科考制’最完美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