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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国只能步步后退，最终被人家硬是掰开手去，拿走所需。从甲午年上溯到道光年间，莫不如此，大清国上下是深恨之却又无可奈何。中堂大人，在下可有说错？”
翁同不得不承认康为的比喻恰到好处，乃点头道：“确是如此。”
“既然捂不住自己的腰包，何不索性放开，腾出两手去摸对方的腰包呢？”
能够成为帝师，能够身居中枢，翁同是何等人物，一听此话，顿时有了醍醐灌顶，大彻大悟之感，失声道：“呀，正是如此啊！”旋即，他约莫明白杨格的所为了。
康有为两番镇住主人，心中大定，底气更是充足，又摸出一封厚厚的信件来双手呈上，道：“这是在下提笔，镇台口述的书信，请中堂大人阅之。”
“翁中堂松禅公台鉴，职杨格会办移民实边国策以来，上有王公重臣以八旗禁地为借口屡次构陷骚扰，下有资金、人才、技术之匮乏，阻力重重，举步维艰。职身当重任，又思移民实边乃关乎国家强盛、边防稳固、民之生死…实不敢因循故步，虚应职守，唯有视移民实边为生死之决战而不计己身，勇当锋锐…才能力保国策施行，移民安康。此番与德人交易，公平协议，各取所需，若有违制之罪职甘愿领受，却不得不陈情直言。当今大清国之政体、人事、经济、文化不符强国之需，效法欧洲列强变更政体之根本…强国之计才能畅行无阻。如此假以时日，民必富、国必强、耻必雪、权必收，大清〖中〗国也必将立于世界强国之列！为能达此目的，杨格生死之虑早抛，又有何惧？惟愿我公体恤杨格之情，国家之弱，百姓之难，以枢臣之重…帝师之尊，引用贤才，倡导变法…如此，杨格在外陷阵也可心安。职，榆关总兵杨格于奉天城下百拜叩望。”
“致之啊一¨”觉着眼眶发热，翁同颤抖着声音刚刚开口，就急忙抬手抹了一下，这才稳住情绪，沉声道：“公忠体国，不惜己身，堪为臣子之标范。翁某若不体恤，若不支持…若不欣然从命，此情何堪呐？康有为，致之既然派你前来，想必定有变法之良策托付，你可一一道来。”
变法之良策。想到这句话，康有为着实有些汗颜…当初联合举子们上书，请求皇帝下诏鼓励士气军心，迁都以示抗敌决心，变法以增强国力。话说起来简单，却没有一条可行的法子去实现，皇帝真要看到折子这么做了，估计一，举子们的一片爱国热枕反导成为误国之言。幸得都察院拒收举子们的联名上书，镇台大人又出言阻止，再得出关游历受教，这才有了实现变法强国的纲略和具体的办法。
“当今大清国变法，有三利两不利。三利者，其一为清日之战乃是洋务与维新之战，维新胜而洋务败，证明从根本上的维新变法胜于隔靴搔痒、各自为政的洋务〖运〗动，若有舆论加以利用、引导之，则维新就有基础;其二为今时不同往日，往昔是地方督抚搞洋务以巩固权位、军队，今日有忠于国家之杨镇台和第一军四万将士，洋务也好，维新也罢，为国家强盛之举动皆可;其三为移民实边之前一阶段，已经为维新破开柳条边，打开盛京屯垦、矿务、工业之禁制，足可以一隅之变为全国之变的楷模。”
洋务是隔靴搔痒、各自为政;维新是国家从根本上的变法图强，二者，当然不可相提并论，但是洋务的大部分举措，也就是维新变法之后要做的事儿。故而，洋务和维新其实在作为上并不矛盾，可资利用。
对此，翁同有些感触，捻须微笑点头，以目示意康有为继续说下去。有利的听了，不利的也要听一听，以预作准备。
“不利者，首要为满汉之别。”康有为提出第一点之后打住了话头，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了，要给翁中堂留出一点反应的时间。
王公贝勒们为何只有奕一人站在皇帝身边，就是因为生怕洋务派窃取国家实权。洋务派是什么人？真正掌握实权的洋务派不是奕，而是李鸿章，是汉人。“汉人若肥满人必危”这话就是王公贝勒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两百多年来，数百万满人为了统治万万汉人，设下了种种限制，俱都成为“圣祖旧制、祖宗规矩”凌然于一切之上不容轻动。
不过，杨格的所为却极大的打击了“祖宗规矩”李鸿章成为内阁首辅大学士，又是一大突破。只需再用一把力，兴许可能破除樊篱。那么，翁中堂就势必要抛弃与李中堂的旧怨，联手先解决了“满汉之别”的首要问题再说喽？
以杨格目前与各方的利益关联来看，恐怕正是希望翁、李合作，解决了满汉民族问题，实现效法欧洲列强的立宪〖革〗命，李鸿章成为政府首脑，那淮系就从地方势力转为〖中〗央势力的一部分，哪有割据之说呢？即便要割据，杨格会答应吗？
翁同对杨格的军略，对第一军的战力是迷信的，对，就是迷信。谁要割据，第一军就打谁？那一，谁敢割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