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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边境，阻止俄人强租军港、强修铁路、霸占路权矿权之野心，更以军事对峙遏制俄人自辛卯年（1891年）以来在喀什噶尔的挑衅，如今铁路开建而边境形势逐渐平稳，正是新军之功，岂能强作新军之过？！再说12旅旅长随昌毅纵容军民殴打钦差之事，言语多为捕风捉影或当事者含羞带愤的一家之言，据此判断有失公允，实情如何还当详查之后再行议处。以臣下看来，侨民殴打钦差乃是出于爱国之情，回想中法交恶而后和谈时，李某身当和谈重任，不也被不解真相的舆论和民众指责吗？再说中日缔约，李某再当和谈全权重任。落得的条款不也难为国人接受吗？通达圣意，妥为解释、宣慰侨民、安抚军心、收束军事，原本就是钦差大臣的职分所系，荣禄大人身膺重担而不能胜任，以至在王八泡子被军民围攻。以臣看来，围攻不能胜任之钦差大臣，军民们的初衷是爱国爱君而非藐视朝廷，此情当以宽而谅之。方能使得大清百姓鼓舞。益忠于大清，忠于陛下也。强敌环伺，新军初成而制军不易，若因军人爱国之举而责罚之，新军原本高涨的士气顿堕。又复于从前，大清国又以何抵御强敌，巩固边防？！吾皇英睿，当能体察民意军心而善待之。”
李鸿章话音未落，养心殿上又站出一大帮子人来附议，其中有宋庆、丁汝昌、荫昌、李光久等人。
“皇上。奴才有奏。”
恭王奕訢在一旁看的明白，心里也迅速作出了计较。皇帝的心思他清楚的很，无非就是想借题发挥一下，打压一下新军魁首杨格，能够顺利的拆分其手中过于集中的兵权最好。只是，皇帝没想到杨格会不讲规矩的躲在后面不吭声，由舆论把这事儿捅了出去。新军将领们已经抱成了一团，舆论和民意对新军又颇为回护。
事情闹到现在不好收拾了。皇帝不好收拾，杨格又好收拾吗？一样的挠头皮啊！
新政还是要推行的，因为丁卯上谕是皇帝本人的意思，新军是皇帝本人亲令编练的，甚至在广大的国人心目中，新军魁首杨格还是皇帝的亲信将领！真要按照徐桐的说法推翻新政、恢复旧制，那就等于是皇帝自己打自己的脸，自己削弱自己的权威！
龙座上的光绪“嗯”了一声，微微点头。
“奴才以为，首辅李中堂所言极是，钦差大臣被殴一事，主责还在荣禄本身办事不力，而随昌毅只是保护不力的次要责任。奴才建议皇上电谕参谋总长杨格就近查明王八泡子一案真相，拟出处置意见条陈朝廷。另外，参谋总长久在关外，于第四军、第五军、禁卫军编练不利，眼瞅着年节将至，皇帝不如趁此机会电令杨格办理此事后速速回京履任为宜......”
“恭王爷！”趴伏在地上的麟书失声喊了一句，语气又惊慌又失望还带着几分羞愤的意味。原本麟书等人还以为恭王真的从“杨格势大，满人势危”中醒悟过来，要当机立断的中止新政，这才把老顽固徐桐拉出来出头陈奏，哪知......上当了，被恭王当枪使了，使过之后又当臭狗屎一般远远的丢开了。
奕訢如浑然不觉一般，继续言道：“开办南洋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局整备诸事，乃参谋总长职责攸关，不能不从速决断。”
光绪顿悟，自己在杨格借志锐传话、王八泡子事件发生和杨格刻意躲在外面与皇帝赌气的行动挑逗下，确乎是太性急、操切了一些，忘记皇权稳固之根本在于挑起湘淮矛盾，再以培养之满人武力暗助老湘军，则能达成大清国政局在皇权之下的新平衡。
还是恭王爷老成持重、慧眼如炬而手腕老辣啊！
皇帝即便是不满意杨格军权过大，那新政和整军也是要推行的，这是大前提，是国策，不容更易！
有眼色的，今后甭拿起什么理由就朝新政国策上泼脏水。还在观望的也该清醒的看到，新政不仅仅在关外要继续推行，在关内和南方、西南、西北也要推行了！那么，皇帝就亮明了团结以往的“后党”肃清或者远离守旧势力，在新政中以王公贝勒们为里，以朝廷大员们为表，与杨格打一场“皇统”和“立宪”之战，这才是重点。
杨格推动军心、民意来抗衡皇权，此时的皇帝更应该顺势摆出“顺应军心民意的明君”形象来，在争取军民、民意问题上，携传统观念之威，与杨格一决高下。可以说，这就是皇统和立宪两派的前哨战了。随昌毅的处置问题如今变成了烫手的山芋，不处置吧，于朝廷和皇帝的脸面而言，确乎说不过去，再怎么说叨那是爱**民的一时激动，殴打钦差一事终究还需有人出来当个替罪羊的。
谁来当替罪羊？皇帝不要说话，把处置权交给杨格，让杨某人头疼去！一个不好，在军民心里失分的就不是皇帝而是杨某人喽！
反正，一道让杨格查办王八泡子事件的电令以通电发出去后，皇帝就已经稳稳的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