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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82年至1894年,袁世凯一直在朝鲜任职,先后担任军务帮办、“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在处理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中表现出色。作为宗主国派驻藩属的“监国大臣”,袁世凯能以满清中国的衰落国势而抵挡日本对朝鲜的渗透达十余年,单就这一点来说,值得杨格尊敬并听取他的意见。
袁世凯认为,朝鲜王国政府发出的“中国出兵隔离日俄两军,避免战火涂炭朝鲜”的请求,其动机和外部因素影响,必须加以认真的分析。
乙未宫变,日本人杀害闵妃、高宗惊而出走贞洞俄国驻朝公使馆,这一事件的真相是被在朝鲜新军中担任教官的美国人和俄**械技师揭露的。从此可以看出,朝鲜问题不仅仅涉及到日本、俄国和中国,还有其他国家的影响。日俄两国在乙未宫变之后朝鲜民众掀起的“为国母报仇”的义兵运动中,先后以韦伯—小村协定、山县—罗巴诺夫协定协调利益;同时,避居俄国使馆的高宗发布命令撤销亲日派政府,组建亲俄派政府。
义兵运动不受高宗的亲俄派政府控制,对日、俄两国在朝鲜的驻军和利益都存在敌意,因此成为朝鲜王国政府、日本和俄国的眼中钉,借朝鲜政府以“怀柔”手段意图消弭义兵运动。不过,在此期间中国驻朝总领事唐绍仪和军情处工作积极,联络、收容、隐蔽了义兵运动骨干,为我军出兵朝鲜打下了坚实基础。
袁世凯说:“朝鲜的问题,在于因外敌入侵而起的变革和独立思潮,闵妃是变革和独立思潮推动者和领导者,故而赢得了朝鲜民众的拥护。但是,一个国家在面临亡国之虞而思想锐变之时,势必会有很多的混乱,很多种想法。一如一年前的中国。透出朝鲜诸般问题的表象看实质,找出朝鲜王室、官员、民众‘最希望看到的天朝大军形象’,就是江东军应该注重的,就是今后朝鲜政策应该遵循的。否则,中国重回朝鲜的行动很可能站不住脚。朝鲜的未来,是建立在江东军站住脚并赢得民心的基础上。因而,尊重朝鲜高宗又要抑制其最近展露出来的称帝想法;在朝鲜提倡改革并持续的支持朝鲜以义兵为基础建立新军,但是又要尊重朝鲜民众的习俗,不能如亲日派金弘集政府那样贸然发布断发令;江东军必须符合天朝大军的形象,让朝鲜人能够从甲午年的印象中解脱出来。敢于依仗江东军。”
袁世凯用朝鲜政局十多年来的历史变迁和对现状的分析,执拗的坚持“缓图徐进”的主张,反对武断的在朝鲜设省。
朝鲜善后处置议题暂停,5月11日晚,当王英楷从朝鲜返回抵达汤岗子司令部时,杨格邀请马玉昆、刘松节、戴超、袁世凯在司令部后面的自家小院子里为王英楷接风洗尘。实际上就正式的确立了袁世凯在今后朝鲜处置问题上的地位。
坐在主席上,端着酒杯看着左右手的袁世凯和王英楷,杨格生出一种时空错乱的之感。也夹杂着几分自得。如果不是杨某人横插一杠子,王英楷如今恐怕是在袁世凯麾下任职,而袁某人也不会落魄到担任“夹缝里做人”的会办禁卫军编练大臣。而后来此出任有着从二品衔的高级“幕僚”。
大军东进在即,王英楷对接风洗尘的“参总家宴”兴趣不大,端起酒杯就说开了正事:“......高宗回宫后,唐少川先生先后四次进宫参拜,向高宗详细介绍了我国的新政和新军,以及在中俄边境军事冲突中获得的胜利,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高宗对我国、我军的看法。但是,要让朝鲜君臣对我国建立坚强的信心,这还远远不够。在朝鲜君臣的思想里还存在一种倾向,真正要他们在无可奈何之时选择日本或者俄国。他们会选择日本,毕竟大家相貌差不多,也都有儒学的背景。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我军以击败日俄来证明自己够强,朝鲜君臣是愿意也肯定会选择靠向我们的。目前,高宗在亲俄和亲日之间左右为难。身边的大臣中有亲日派、亲俄派和小部分的尊儒守旧派,高宗利用他们镇压独立协会、瓦解义兵运动,以此安抚日本人和俄国人,逐渐掌握政府大权。”
“哼!”杨格冷笑一声,左右看了看,说道:“封建君主是不敢相信民众的,因为民众的觉醒将动摇他的统治根本,与尚且承认他统治权的外敌相比更为可怕。慰亭兄,听了绍宸的话,我决心已定,在平安道采用你的办法,好生展现一回天朝上国的宽宏、威仪。”
袁世凯听着杨格前半段话,明明就是反对扶持朝鲜王室的“监国”之策,怎么......到最后却变了意思了?唔......哦,哦!
“参总英明,职部建议在江东军切实控制平安道之后,在平安道行如盛京一般的新政建设,假以两年、三年时日,朝鲜政局、朝鲜人的思想定然大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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