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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之所以判断是一千多年至二千年，虞松远的依据是他从王凤那里得来的有限的历史知识。
匈奴人崛起于战国时期，约从前3oo年开始，屡犯中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前214年，曾命蒙恬率领3o万秦军北击匈奴，收河套，屯兵上郡，“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过秦论》）。
到了两汉年间，汉武帝挥军北击漠北，班大军横扫西域，匈奴到公元二百年，部分归附于东汉，部分不断西迁至中亚以西，作为一个民族，从历史上湮灭。
山洞内虽然潮湿，且高度密封，气温极寒，但他们的兵器仍基本锈蚀了。刀剑多以铁制成，只剩下形状，一动即成一堆锈末。还有少量的铜刀，多装有木柄，木柄早已烂光。刀的样式有直背弧刃、弧背直刃、直背直刃等各种形制，刀鞘带有精巧的装饰物。短剑为铜质，双刃，铃或环，柄末装饰有精美的动物纹饰。
长剑约一米左右，双刃，均为铁质，锈蚀严重，均变成粉末，只剩下形状。斧、矛和戈，明显受到中国内地中原地区兵器的影响。这些兵器，铜质地的上面都长满青绿色的铜锈，而铁质的基本已成锈末。虞松远以自己的历史知识，一眼就能认定，所有兵器，都具有匈奴短兵器和汉朝中原兵器的双重特点。
在辽阔的历史长河中，匈奴对中国中原政权，造成了长期压力。在长期与中原王朝的征战中，匈奴吸收中原兵器长处，其武备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具有鲜明的草原民族特点，即使与同为草原民族的蒙古大军相比，其兵器也有极其明显的区别。
而汉唐时中国驻西域的大军，主要以西域各属**士为主。其兵器制式也深受西域影响，尤其是其主要作战对象正是匈奴和后来的突厥，因而受匈奴和突厥兵器影响也最大。在当时的西域驻军中，很多人正是用的适合马上交战的匈奴兵器。
在被刺杀将领的身旁，二个烫着金色花纹的干牛皮袋，引起虞松远的注意。尽管这是二个用棕榈油浸泡处理过的硬牛皮袋，但毕竟年代过于久远，他小心翼翼地想拿起袋子，可袋子已成粉末，层层掀开，手电光下，一个袋内为各种金银器皿。另一个袋子内一股蓝色的光茫，让他为之一惊。
他伸手拿出一件，竟然是一个蓝色的石头手镯。“天然青金石？”虞松远大惊，他将牛皮袋子全部揭开，里面竟然是一包蓝色的饰，足有几十付。胸针、耳环、手链、手镯、山子、挂坠、护身符、圆柱形玺、朝珠、圣甲虫等。
从他们的铠甲、兵器，虞松远大致判断，他们应该是中国两汉时期的朝廷军队。更进一说，更可能是一支正在与匈奴大军交战的中国东汉班大军的一部分。因为西汉时期，作战的主要地域和方向是漠南、漠北。只有东汉时期，班的大军在西域作战数十年。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为使者出使西域，准备联络被匈奴从河西赶到西域的大月氏人，共同夹击匈奴。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遍访西域诸国。之后西域各国纷纷归附汉朝。公元前6o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总管西域事务。从此，今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政府管辖，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公元73年，东汉派班出使西域，他仅率部下三十余人，利用西域各国的力量，即率领大军帮助西域各国击败了匈奴的控制，被东汉任命为西域都护史。
公元89年（东汉永元元年）六月开始，班命大将窦宪、耿秉，率军与南匈奴军队在涿邪山会合，与北匈奴战于稽落山，汉军大胜，俘杀一万三千余人，北匈奴二十余万人归附东汉。接着，又于公元9o年和91年，两战北匈奴，北匈奴大败，残部不得不西迁至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国。
公元95年，东汉朝廷千里封候，下诏封班为定远侯。公元1o2年，已经71岁的班功成返回洛阳，同年病逝。
班离开西域后，北匈奴卷土重来，公元119年击杀汉将索班。东汉朝廷震怒，任命班幼子班勇为西域长史，屯兵柳中。公元124年和126年，班勇两次率军击败北匈奴，西域的局势得到稳定。后汉将裴岑和司马达分别于137年和151年，再次击败北匈奴，北匈奴不得不退出西域，进入中亚以西。
班在西域前后经营31余年，加强了西域与中国内地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