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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 只可惜，不知民间疾苦的刘璋和帐下一众僚属一味诋毁李利和西凉军，蓄意拉拢各大世家和士族豪强，却无视平民百姓的存在，根本没有把数百万益州百姓记在心上、放在眼里，由此引发的严重后果是他们决计想不到的。
或许直到现在，刘璋及其帐下文武仍旧想不明白，西凉军何以如此迅速地攻进益州，为何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兵临城下。为此，他们将这一切归咎于益州内部出了叛徒，吃里扒外，与西凉军内外勾结，里应外合，由此才造成了今日这般局面。然而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正是他们大肆宣扬李利和西凉军如何如何仇视贵族豪强，如何如何凶残嗜血，不但没有激起平民百姓和基层将士的反抗热情，反倒让这些长期受压迫、被奴役的普通人愈发热衷于打听李利治下州郡的近况。
劳苦大众根本不关心贵族豪强们的生死，就像贵族们从不来不管他们的死活，不把他们当人看一样。他们只关心占据了大半个天下的李大将军治下的百姓生活得怎么样，有没有他们生活的好，是不是跟他们一样长年累月的辛劳却最终只能填饱肚子。于是，历年来西凉境内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各种途径传入益州，从而让他们知道，如果说李利在贵族们眼中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那么对于平民百姓而言便是亘古未见的天神。
且不说李利治下的百姓生活如何优越，单说赋税上的差异。在李利治下各州郡，除了尚有争端的扬州和荆州南阳郡之外，余下州郡统一实行三七税制，遇到旱涝灾害时酌情减免。但是在益州境内，世人都说刘焉施政宽仁，其子刘璋承袭祖制，却也不过是将五五税制改成四六税制，这便是仁政。与李利治下的赋税相比，益州只差一成，看似差距不大，然而实施起来却是天差地别，不可同日而语。
益州富庶啊，又长期处于太平之中，是以官府和贵族豪强们征收赋税时极其苛刻，挑肥拣瘦，收取的四成赋税全是最好的粮食和布匹物品，等于是百姓们把劳动所得全都拿出来让他们挑选，挑剩下的才能归百姓所有。
而这一番拨弄下来，征收上去的四成赋税自然是分文不少，可是留给百姓们的却没有六成，最多留下五成半，甚至只有五成，余下的全都糟蹋了。如此以来，说是四六税制，其实与五五税制没有本质的区别。是以益州百姓的疾苦由此可见一斑。
相比之下，三七税制就不同了。三成毕竟是一小部分，即便百姓们把最好的粮食和物品全都挑出来上缴，留下仍是大部分所得，至少还能留下一些好东西，不至于常年吃糠咽菜，吃不上一顿好的。
就并不说李利施政多么宽仁，制度如何优越，而是相比较其他诸侯治下的政策而言，相对优越一些。毕竟他需要供给近百万大军的粮饷，还有数万官吏和拥有爵位及食邑的公侯元勋需要供养。因此他所能提供的仁政极其有限，不能随心所欲的放宽政令，无法给予治下百姓最优越的政策。
恰恰是这一点点有别于其他诸侯的仁政，就让李利治下百姓生活的优越性体现了出来，令其它州郡的百姓羡慕不已。
自古朝代更迭都是这样。当一种相对优越且公平的社会制度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原有的社会秩序必将被打破，迫使统治者要么变革要么灭亡，除此之外没有第三条路可选；而推动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原动力就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劳苦大众。
所以此次西凉军能够如此迅速地攻进益州，剑锋直指成都，绝非侥幸，而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而这里面就有刘璋和益州僚属蓄意制造谣言的一份功劳，他们舍本逐末，无视百姓疾苦，却将所有目光和精力都用在拉拢贵族世家和豪强缙绅身上。其结果就是西凉军长驱直入，而被他们依为臂膀的贵族豪强们，根本没有把心思放在如何抵御西凉大军上面，而是第一时间转移家资，拖家带口躲进了贫民窟。
可惜的是，这些试图躲避战火的贵族豪强们终究躲不过命运的羁绊，他们刚一动身，就让身在城中的李利知道的。用李利的话说便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本就属于你的你可以拿走，不属于你的就要全部吐出来。
西凉军围城的第一天悄然而逝。
第二天，城外的西凉军又有数万兵马赶到。而这路兵马的旗帜，于城头守军而言却是十分熟悉，赫然是五天前被他们打退的赵韪叛军。也就是说，赵韪叛乱失败后投靠了城下的西凉军，而今两路人马合兵一处，再度围攻成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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