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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船总是开得特别快。
从南京回苏州,不过短短两天半,五百多里的水路就走完了。
沈树人拐到了方以智这个通才,跟自己同游赴任、盘桓数月,也算是意外之喜。
船队刚到太仓刘家港,提前得到了消息的沈廷扬,就亲自到码头接儿子。
他已经两个半月没见着儿子了,也知道儿子这次是在为家族的利益奔波,为杨阁老办差,心中很是感慨。
谁能想到,那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家伙,第一次出远门办正事,竟能办得这么干净。
沈树人一下船,自然免不了上前行礼,还跟父亲介绍了方以智的身份。
听说方以智是今科解元后,沈廷扬立刻肃然起敬,还颇有几分窃喜。
他虽有五六品的官身在,但也知道自己的斤两,不过是个秀才买监生再捐官的履历。论学问,一个解元就足够他仰望了。
“久仰方解元之才名,方解元竟肯折节与犬子下交,实在是我沈家之幸。”
方以智也连忙谦虚:“实不敢当,久闻沈家一门皆有实干之才,树人贤弟的博学广识,方某这些日子也已领教过了,着实受益匪浅。”
沈树人也居中解释,说方以智兴趣广泛、交友不看八股学问,沈廷扬这才恍然。
沈家有的是钱,招待客人自然不遗余力,方以智等人被让回府上设宴洗尘,海陆鲜汇毕集。方以智虽是官宦人家之后,也着实看得眼花缭乱。
宴席之间,沈廷扬问起正事,让儿子说一下新买到的官职职责如何,可需要家里帮衬。
沈树人也一五一十说了:“……这官职,在管河道曹振德下面办差,往年多半是做些漕运的辅助工作。
但今年南直隶本地都爆发了贼乱,河道典吏的职责,就改为把苏松数县的粮草运到庐州军前。”
沈廷扬自己就是户部的官,跟漕运打了多年交道,听儿子一说,他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他摸着胡子沉吟道:“把苏松的粮草运去庐州?那不是舍近求远么。难道今年江西完全不用承担朝廷漕运摊派不成了?江西上缴的粮食,都运到军前了?
否则只要江西还有多的余粮,由那边运到庐州,再把苏松的粮食直接运往北方,不是能省一番周折?”
沈廷扬的规划,非常符合地理常识。明朝时,湖广和江西的粮食要漕运往北方,也得先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运到扬州之后过江北上,经邗沟段运河至淮河边的淮安。
明朝成化年间长运法改革后,南方各省的漕粮最终集结交割点,也都设在淮安。
从淮安再往北的运河运输成本,朝廷会提前统一定额加征、由漕运总督负责使用调度,盈亏由朝廷负责。而到淮安之前的运费,要地方上直接承担。
所以,在沈廷扬看来,如果是安徽地区需要军粮,直接从江西或者湖广运到安徽就地使用,绝对比从苏州征调浪费更少。而苏湖地区可以把江西的北上漕粮配额置换过来。
好在沈树人一路上显然也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还调查过,立刻解答了这个疑惑:
“父亲有所不知,张献忠之势已极为猖獗,今年两湖被破坏甚重,许多良田都已处在沦陷区,杨阁老已经请求以两湖之粮自守,不会北运京城了。
江西的余粮,多半也要供给安庆府军需,堵住霍山以南。更北的庐州府、凤阳府军需,就只有靠南直隶了。
今年苏湖松江等地的摊派,又临时涨了好几成,苏州这边已经翻倍了,最后好像是加到一百二十万石。”
沈廷扬听了这个数字,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苏州的粮税本就是明朝最重,往年定额是五十九万石,但考虑到运输损耗加派,实际上要运到淮安交割的,有八十多万石。
现在漕粮和军粮加起来一百二十万,实际征收肯定要超过一百五十万。这么多粮食苏州是产出不了的,说到底还是要靠去浙江买,或者在南直隶其他产粮区买。
苏松湖三府的土地,一多半都种了蚕桑和棉花这些经济作物,原本就要靠经济作物的高价,卖丝绸棉布买粮。
但浙江今年又大旱,沈树人刚穿越过来时,就听说浙江今年只有夏粮正常收获,秋粮要减产一大半,米价已经从往年的一两八钱涨到了三两多,靠买肯定是不行的。就算硬凑,粮价继续暴涨下去,苏州本地恐怕都得饿死一些穷人。
另外,按照朝廷旧制,苏州对朝廷输送的每一石漕粮,按例还要加征一钱三分的“过江银”和五钱的“漕运银”。
漕运银是跟着漕粮一起运到淮安交割的,交给漕运总督下属衙门,作为漕丁和护粮卫所军从淮安到北京的饷银。(前面加派的粮食,是给运粮的人路上吃和鼠雀各种损耗,银子则是给运粮的人发的钱和管理费用。钱、粮都要同时加派,不是二选一的关系)
而“过江银”则是地方上自行征收自己用的,是到江北交割之前,给本地运粮卫所兵丁的饷银,还包括长江、运河各处换船装卸的码头工人费用。
实际上这一钱三分银子肯定不够用,地方上还有各种潜规则摊派加收。
而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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