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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普通的良民百姓,被官府管理屯垦不当、逼得闹出抗税起事,

    那就算方以智动用武力,杀一批人成功压了下去,那他的官帽估计也要受到严重影响。

    也好在沉树人不在期间,闹事的只是投降的张献忠旧部,这些人本来就有劣迹,所以只要能扑灭,沉树人就可以压住,不要往朝廷上报,权当是家丑不可外扬了。

    不过,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事情,还是必须慎重做的,沉树人着实重视这事儿,就跟方以智仔细复盘了一下。

    方以智也是很无奈:“上个月,这些人闹事的起因,一来是嫌我们湖广这边,对于安置流民的官屯,收租比例太高了。

    咱武昌府到长沙府,定的都是官府授田、安置流民自行耕种的,五五开,收五成租子,为期数年,等战事不紧张、军粮不短缺了,自然会降税。

    如果是此前就在本地拥有田地的自耕农,自然不用缴那么高,只要按照正常国税,加上朝廷定额的三饷比例收就行。

    另外,对于需要种植玉米、土豆这些新高产作物的,不管是否从官府处获取种子,都需要‘倒四六’加一成租子,官府拿六成——考虑到这些产量大,其实给农民留四成,保障他们不受其他盘剥,安心生产,也是能温饱的,国难之秋开销大,这也是没办法。”

    方以智说的这些数据,沉树人都是认可的。

    明朝的正税确实不高,加上三饷的话,如果没有额外摊派,也不存在“权贵不交税,摊派给没特权的人加倍交”这种事情的话,百姓绝对都是能承受的。

    毕竟要打仗嘛,不交那么多,军粮哪里来。只要能把生产搞好,就没问题。

    长沙常德衡州三府,毕竟今年刚遭到过张献忠的大屠杀,人口至少减半,就会空出无主之地供官府分配。

    这些分配到田的流民,好歹上面没有地主盘剥了,个人自耕农直接把租子交给官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所以,沉树人捋完这些数据后,也是暂时没能想通:“仅仅这个征税收租的比例,就能把安置流民直接逼反?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官府好歹还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农具,让他们能尽快生产呢。难道他们原来做百姓的时候,承受的租子会明显比这还少?”

    方以智叹了口气,一副“果然你也被蒙在鼓里”的表情:“所以说,问题就出在这儿——后来平定长沙乱贼之后,我多方查问,深入了解他们早年在陕西、河南的民情,境遇,才知道。

    在陕西和河南,国税和三饷固然是不会少的,而且因为流民多了,留下的人少,就会被摊派得更狠。所以,在陕西,一个贫农要交给朝廷和官府的部分,只会比我们这儿更多。

    但是!在陕西,自从天启年间开始,甚至是早在万历末年,贫农如果是租种地主的田地,他交给地主的那部分租子,已经比南方还低了!而在南方,正常情况下,百姓最大的负担,其实是无地农民给地主的那部分,给朝廷和官府的应该是小头。”

    沉树人大吃一惊:“怎么可能?难道陕西的地主良心好,收的租子能少那么多?然后这些人在陕西见惯了‘仁慈地主’,到了湖广就受不了了?!”

    沉树人觉得非常匪夷所思,这个说法绝对是超出了他的直觉。

    方以智摇摇头:“当然不是靠‘仁慈’了,天下哪有那么多仁慈的地主豪强,靠的就是陕西自万历末年,就人口流亡饿死严重,渐渐地广人稀。

    豪强们又控制不住自己的佃户不跑,只好减租子,吸引别的豪强地主手下的农民来种自家的田,于是地主之间互相竞争,农民被收的田租也就越来越低了。万历末年,陕西还只降到农六地主四,崇祯初年就已经进一步降到农七地主三了。”

    沉树人恍然大悟:

    北方小冰期连年灾荒,地广人稀,那就是地主之间互相卷,抢着吸引农民来种自己的地。

    南方相对灾害少人民不逃跑,人多地少,那就是农民之间互相卷,抢着给地主种地。

    人多卷人,地多卷地,

    哪种生产要素不稀缺就卷哪种生产要素,此自然之理也,MKS都说过。

    但很快,沉树人脑中,更大的不理解就冒出来了:地主都减租子了,陕西农民怎么反而更活不下去了呢?李自成张献忠都从那儿冒出来的,这点总造不了假吧?

    他也就自然而然把这个问题问了出来。

    方以智也似乎早就料到会有此一问,直接拿出来一卷笔记,竟是孙传庭的着作,估计是后世会被收录到《鉴劳录》里的吧,也有可能是《白谷集》,如今还没有正式命名。

    方以智把孙传庭的书往那儿一摊,说道:“孙总督早年的笔记,我也读过不少,其中提到他在陕西多年,筹措军粮、督办租税劝农的前后始末细节,有些内容,我原本并不能解,现在才算领会了他的苦衷。

    孙总督当年就曾好奇:为何自崇祯初年起,凡他到陕西各处,都看到百姓种地,从不修缮水利,地主想修,也组织不起。甚至百姓种田有不少人还完全不施肥,只是随便撒种薄种,

    不出数年,土地肥力丧尽,又缺乏稳定灌既,旱年彻底荒裂,没了草木根系固定土壤,表层好土都变成浮土,来年水多了又把浮土冲走,然后就变成黄土、沙土。好地变成了烂地。

    然后,因为地广人稀,加上民无余财不怕迁徙,走到哪儿都不怕没地种,少数刁钻之徒,一块地祸祸三年变成黄沙土后,就换个乡县当流民,没人认识的地方,再伪装成良善,找新的地主租地,再种一两年祸祸完了再换地方。

    说句良心话,大多数陕西百姓,其实一开始本性也是纯良质朴的,他们也不想,但是少数耍诈刁民混在其中,官府又不能禁,而如果有人当了老实人,地主也未必能保证‘我好好施肥维护水利的田地,未来也能一直交给我种’。

    说不定他承诺施肥、承诺兴修水利时,问地主要的条件是‘田租只收我两成、或者三成’,地主一开始为了骗人种地时施肥、维护水利,假装答应了。

    可一旦土地维护好了,过几年隔壁有流民过来,一开始开价更高,假装愿意给地主四成地租,那地主说不定就‘可怜这些可怜人’,把好地换给他们种了。

    原本在这块好地上施肥、维护水利的农民,其‘永久租佃这块田’的利益不得保护,久而久之,大家都只好急功近利,竭泽而渔。无论做农民还是做地主的,都是好人没好报,老实的先饿死,最后近二十年大浪淘沙,陕西全剩黄土,良民贤绅也都饿死,越刁钻越狠毒地越能活下来。”

    沉树人听完这番长篇大论,才算是彻底陷入了震惊。他唯恐方以智总结得不对,还专门摊开那本孙传庭的笔记仔细研读对照。

    许久之后,他终于确定,这一切,就是后世经济学里几个最简单的效应:

    对地主,那是公地悲剧;

    对农民,那是劣币驱逐良币。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后世普通看官也都能懂:后世只要在农村待过的,或者至少在抖音上看过农民吐槽农业纠纷的,一般都知道这几点常识。

    在21世纪,一般国内租种一亩地,根据地的好坏,最便宜大概一年四五百地租,贵的好地,七八百近千都有。

    但是有一种地,地租特别贵,那就是租去种西瓜的,几乎在国内都至少要1500块一亩每年。

    这是因为现代西瓜特别能吸收土地里的养分废料,地种过一年西瓜后,就要休耕一年,再轮作豆科植物固氮增肥恢复地力。再好的田,三年种一轮西瓜最多了,差的田甚至要六七年才能再种西瓜。

    所以给瓜农的地租要特别贵,1500一年,为的就是把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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