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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顺军东去，他立刻觉得有机可乘，可以趁机追击，或者袭扰顺军后队、焚其辎重。总之他具体怎么想的已经没外人可以知道了，
反正他就是逼着副总兵应时盛麾下的几个都司、守备级别的部将牛勇、王永魁、朱孔训，带兵五千出城野战追击顺军。
（注：这里没有开挂，蔡懋德强行派兵五千出城野战迎击李自成，此为史实，也不知道他怎么敢的。或许真的是太迂腐了吧，也没法问一个死人的心得感想）
刘宗敏原本都憋了一肚子气了，执行宋献策的诱敌之计时也是半信半疑，根本没指望。
谁知蔡懋德居然真派人出来白给，刘宗敏当然是大喜过望，当即回头掩杀，直接把牛勇、王永魁、朱孔训等部五千明军秒了。
顺军士气爆棚，杀了个回马枪，再次强攻太原，城内守将悲愤于蔡懋德的弱智和他手下属官的贪婪，义愤填膺，纷纷带路。一名守备张雄主动约为内应，开了迎泽门放顺军入城。
蔡懋德虽然弱智，气节倒还有，最后关头他本人没选择突围，而是在巡抚衙门内自缢身亡，倒霉的副总兵应时盛也没办法，帮蔡懋德简单收尸后，也自刎殉国。
山西除了周遇吉亲率的那些人马以外，其他的明军就这样被蔡懋德等人白给送完了。
李自成和刘宗敏前后花了个把月行军跋涉，又花了个把月扫清山西大部、对抵抗的城池屠城筹粮。到十月下旬时，已经兵逼宁武关，直面最后一道由周遇吉镇守的太行山防线。
周遇吉的太行山防线要是也破了，北路闯军就真的一马平川在河北平原上如入无人之境了。
好在周遇吉也算良将，同时也坚贞不屈。依托太行之险，暂时顶住了李自成。顺军勐攻了十日，死伤无算，一时都没攻破。
……
周遇吉在太行山防线暂时顶住李自成的同时，顺军的南路军，却是发展得比历史同期更加顺利。
早在太原城破前十天左右，南路军就因为道路近、沿途没有险阻，轻松跑马圈地一样拿下了开封。
只不过开封实在是没有了价值，只有数十万没人处理掩埋的尸体，连腐烂的臭味都闻不到了——因为很多尸体死了至少半年以上，肉都烂没了，或者说在烂没之前被各种饥渴的鸟兽、小动物吃完了，只剩下森森白骨。
这是真正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最多只有秃鹫鸣。
负责这一路的主将，也是李自成新封的都督，刘芳亮。他的兵力比北路少一点，北路有二十万人，他这边才十几万。
刘芳亮轻取开封后，第一个稍稍遇到抵抗的城池，是归德府的商丘县——这地方也算是老熟人了，去年袁宗第为闯军筹粮时就来打过，后来被朱树人分出的偏师黄得功打败。
但今年，黄得功被朱树人调去别的地方了，得知河南告急后，才从湖广往北调兵救援，但终究还是没赶上——
商丘之战仅仅持续了十日，城池就被攻破。城中军民大部被杀，商丘也成了资给顺军南路军军粮不济的第一座重镇。刘芳亮抢了商丘民间存粮后，南路顺军立刻就不怕挨饿了。
而湖广军已经算是非常给力了，因为当时湖广总督还没收到朝廷的救援旨意呢，完全是自发出兵救援友军，冒着抗旨越境的风险到河南境内。
要怪，也只能怪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毕竟闯军是八月底做好准备、九月份行军调遣往前线，九月底才出荥阳的汜水关，给湖广官军的反应时间太少了。
商丘之战的唯一蝴蝶效应，只是一部分河南官军受去年的启发，一直指望有人来救，不肯放弃最后的希望。最终城池守不住时，部分守军选择了突围逃跑，想找援军会合。
知府梁以樟、同知颜则孔等去年跟潞王、黄得功结下交情的文官，带着两三千残兵和两个守备，狼狈逃到了亳州，总算遇到了黄得功的人马。
然而，如今崇祯还没死。
梁以樟、颜则孔毕竟是犯了“陷城失地”之罪，他们没能殉城死节，逃离商丘就该被治罪。
所以抵达亳州后，很快就被凤阳的马士英秉公办理，按照国法拿下了，准备择机送往北京审讯。
最后，还是黄得功收兵回去后，机缘巧合把相关情况惋惜地告诉了潞王。
朱常淓想到去年自己在商丘避难时，还被这两个文官庇护过，一时不忍，想要搭救一把。但他这人又没有野心，又胆小怕事，怕惹上“干预有司”的罪过被崇祯训斥，最后就认怂了。
居然还是那位一起逃出来、如今也一起住在合肥的小福王朱由崧，比较有担当，也敢于笼络人心，
听说了这事儿后，朱由崧居然不顾“藩王无诏不得擅入三都”的组训，亲自带着护卫从合肥骑马去了一趟凤阳，向马士英说明情况，帮二人求情，让这些归德府的失地文武暂缓被送去北京。
马士英见到小福王，稍微接触了一下，也对这位藩王观感不错，觉得这位王爷做人有点担当，但又比陛下圆滑得多，才能不好说，但性格估计是不致命的（崇祯那种属于性格本身就致命）
思前想后，考虑到顺军都打得那么远了，北京未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马士英居然壮起胆子，卖给了朱由崧这个面子，表示：既然福王殿下都说这几位去年有恩与你，那本官就担个干系，暂时不往北京送。
朱由崧大喜，连忙谢过了马总督——说句题外话，大约两年前，也就是崇祯十四年底十五年初的时候，马士英和阮大铖就搭上了周延儒的关系，想要买官复职，当时也给了二十万两黄金。
但因为当时没有足够的缺，马士英要竞争的那个位置又被朱树人抢了，所以蝴蝶效应之下，他当时只能先当凤阳知府。
马士英在凤阳知府的位置上干了一年多，又各种靠阮大铖的金银开道，继续巴结周延儒下注。又因为崇祯末年，官位贬值速度比较快，获罪的高层也多，肥差出缺频率也提高不少（毕竟崇祯临死前最后两个月，连魏藻德这种崇祯十三年的状元都能当内阁首辅了）
种种原因之下，马士英总算是等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史可法调任南京兵部尚书，后来又加了别的职务，便把漕运总督的缺空了出来。
朝廷考虑到漕运总督这个职务，以后可能就不存在了，因为沉廷扬的蝴蝶效应，大明从崇祯十三年起，就定下了“漕运五年全部改海”计划，到崇祯十七年后，理论上运河漕粮都要走海，漕运总督职务也就不值钱了。
周延儒便本着“反正这个官最多也就做一年，甚至几个月了，就把最后一任丢给马士英过过瘾”，也算是还清了阮大铖马士英前前后后几十万两黄金的人情。
马士英最后还是在崇祯死前，做上了正牌的总督之位，但他在皖地的根基深度，显然是远不如历史同期的——
历史上崇祯刚死时，马士英已经在淮南江北当了两三年总督了，现在他才刚当了半年，至少少了一年半的种田经营和笼络人心时间，根基并不稳固。要是将来他真想做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肯死心塌地跟着他一条道走到黑的人，也未必会多。
不得不说这人还是敢赌的，崇祯还没死，居然就敢卖给藩王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