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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超过了耕地面积的增长，清末与十八世纪中期相比，人均耕地的降幅接近六成，同期平均粮食单产却没有明显增加。这样一来，虽然考虑到粮价的上涨，清末的田赋负担较乾隆中期理应有明显下降，但人均实际农业产出却下降了三分之一，这意味着消费剩余的减少和纳税承受力的下降，假设种植成本和基本生活支出不变，即便缴纳的田赋折算成粮食略有减少，农民仍会感到赋税压力明显加重。”
“不过虽然清末的田赋的负担总体上看比较轻。但最主要的得益者却是封建地主，据保守估计，清亡前全国的地租收入应在五亿两左右，是官方统计田赋总额的十倍，大量的农业剩余被地主占有，而中国传统的‘有土斯有财’的观念，以土地为唯一具体的财富，使得这些本来数量就不是很大的社会剩余不是转化为了工商业资本，而是变成了土地资本，沉淀在土地中，就算暂时不买地，也多是把现金窖藏起来，很少有主动投资工商业的。”
“不过到了我们这里，二十五年里，我们的耕地从不到十二亿亩增加到超过十五亿亩，新开垦了三亿亩边荒土地，正常年份的平均粮食亩产从两百多斤增加到四百来斤，差不多翻了一番。排除其他作物占用的种植面积，以及天灾和其他损耗，1913年粮食总产量达到四千亿斤，折合白银一百亿两。虽然同期人口也从四亿左右增加到了五亿多，但是扣除基本消费，理论上还可以结余粮食约二千亿斤。折合白银五十亿两，这就是我们发展工业的最大资本。”
“这部分农业剩余，按1913年度的统计，政府征收了其中的百分之三十，也就是相当于十五亿两白银的部分。另外又从经济作物总产值约合白银二十八亿两当中，征收了平均二成约合五亿六千万两白银的特产税。两者相加，农业税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大概是百分之十六，低于那个时空同期日本的水平，高于1950年代初新中国的水平，是清末的七八倍——与此对应的，则是农业总产值提高到了清末的三倍。而总共二十亿六千万两的农业税收。折合约三十亿华元或三亿英镑，占到了当年财政收入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一。”
“此外，以收取土改后十五到二十年分期地价的名义，截留了另外一部分剩余。扣除一小部分已经足期交付的，以及少数前地主的自留地，这部分到1913年还能收到差不多五亿七千万元，折合白银约四亿两，比清末全国的地租总额略少，这部分主要是用来支付地主赎买金。”
“赎买金你们都知道了，也是分十五到二十年付清的，其中大约百分之二十以粮食和现金支付，余下八成，作为工商启动资金由指定银行代管，只有投资或开办国家认可的工商企业时方可启用，如果是当时国家重点扶持的产业，还可以以申请预支，扣点手续费而已。当然，这也需要政府部门严格监管，谨防骗现套现。无论如何，从前被地主沉淀于土地或窖藏金银中的资本，大部分被强制投入工商业，帝国的政商财阀与广大中小资本家，大多就是以此为契机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至于余下的农业剩余，由于经济作物大多由资金充实的国有农场和政商财阀的集约化农场包办，广大小农主要还是种粮为主，所以他们的农业剩余主要还是粮食。纳税交地价之后，扣除基本消费，就是他们发展再生产和消费的部分，这部分估算起来，折合白银有八九十亿两，以四亿农民计算，人均二十余两，以其中六成用于购置工业制成品计算，就是五十亿两白银或七十多亿华元、七亿多英镑的市场，我们的轻工业主要就是靠着这个市场撑起来的。”
讲到这里，韩浪朝身旁仿佛入定成仙的马脸男——五十一岁工商大臣田正宏——抬了抬下巴：“老田，要不你也来讲两段？”
模样憨厚的田正宏呆呆一笑：“都被你们扯完了。我还有什么好讲的？要我说，这情况就像是聚集了几千万工业人口的沿海发达地带，把分布了四亿多小自耕农的广大内地当做殖民地，通过直接征收和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来积累发展资金。积少成多，几亿人嘛，规模效应就上去了。那个时空的英国在1910年代，不算直接投资的利润和利息，对印贸易纯收入也不过是两千八百万英镑，而我们的各类工业企业每年从农村市场赚到的净利润就超过了一亿五千万英镑，几乎等于英国在全世界直接投资的利润和利息收入总和。没有这些源自农业的超额利润，在巨大外债压力下保持工业飞速发展是不可能的。”
“不过这不是长久之计，随着国内医疗卫生条件的逐步改善，人口的爆发性增长不可避免，新耕地的开垦成本与难度则会越来越高，小农经济迟早要陷入困境……”
“铃铃铃——”
角落里的电话骤然震响。